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内容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的终结，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则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具体的改造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不断被压缩，最终，在1956年底，中国就基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1953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因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过快而引起的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局面，这使党和政府认为是农业拖了工业化的后腿。如此一来，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以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需要，就成为毛泽东和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
农业合作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随后，各地党委加强了领导，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到830余万个，参加的农户达到全国总农户的40%，其中，各地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3600多个。
1953年10月，毛泽东根据“一五”计划第一年即出现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局面和农业合作社取得的增产成绩，指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相适应，提出各级党的一把手要亲自动手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件大事，县区干部的工作重点要逐步转到农业合作化方面来。同年底，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要求到1954年秋，合作社应由1953年的1.4万个发展到3.58万个，即翻一番半。但由于中央鼓励，使得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在基层干部中滋长蔓延，到1954年春，合作社已经增加到10万个，到1954年秋收前，又新建立12万个合作社，结果农业合作社的数量比1953年增加了15倍，大大突破了原定计划。
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耕以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到1955年４月，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由于发展速度过猛，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发现了上述问题，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和采取措施纠正偏差。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各地停止发展，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在少数地区进行收缩。3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停止发展、实行收缩和适当发展。为了贯彻三字方针，农村工作部于４月下旬召开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到1955年7月，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
在1954年冬的合作化运动中，浙江省的问题比较典型。1954年秋收前，浙江全省只有3800个农业合作社，到1955年春即发展到50950个，再加上4800个自发成立的合作社，共有55000多个合作社。由于发展合作社时求多求快，遂产生了不少强迫命令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对春耕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整顿的过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共减少15607个。
由于浙江省整顿幅度大了一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下子解散了近三分之一的合作社，不可避免地存有收缩草率、自上而下乱折腾的缺点，从而引起不少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华东区、中南区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对合作化是积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农业生产形势也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严重。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不够真实。根据毛泽东原来的提议，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意见。6月中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关于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不久，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来，主张修改计划，加速发展。担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不赞成改变计划，认为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发展相适应，不宜发展过快。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思想右倾。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时期。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在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合作化方针和实践结果后，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及有些人像小脚女人一样，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毛泽东提出：农业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马”问题，而是赶快“上马”的问题。邓子恢在毛泽东批评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批评。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公开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随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到1956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参加高级社的达到农户总数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农业合作化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至此，基本完成。原来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现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谓是三大改造中的重头戏。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致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1949年至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基本上是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3年到1956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以“改造”之名行“消灭”之实，即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先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合营”，然后在1956年内迅速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对资改造方式的设想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他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如下设想：第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第二，“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第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的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10月27日，在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维汉又代表党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对资改造”的逐步进行
按照上述设想，中央财经委员会于1953年12月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企业计划会议。会后，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这个汇报提纲提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私营工厂的公私合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提纲。1954年国家发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计划即是按照上述设想制订的。
到1954年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户数已经达到1746户，职工人数为53.3万余人，产值51.1亿元，分别占全国私营工业职工和总产值的23%和33%，实行公私合营的私营企业一般都是有发展前途并且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由于截至1954年底所实行的公私合营都是单个企业分别进行的，当时称之为“吃苹果”（称全行业公私合营为“吃葡萄”），所选择的企业一般都是发展有潜力、产品有市场的大型企业，加上国家又注入资金，因此这些企业合营后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一般都明显高于合营前。
1953年由于上半年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市场紧张和农副产品供不应求，一方面使国家采取了对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另一方面也使党和政府认为私营批发商业不利于国家的计划管理，应首先予以改造。于是以1953年年底实行粮油统购统销为契机，国家首先对粮油私营批发商进行了令其转业或淘汰的改造。进入1954年后，国家又通过对重要生产资料和工业原料实行国营商业控制的计划供应、禁止私商自营一般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又迫使一批私营大批发商转业或停业。到1954年底，私营批发商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继续存在的私营批发商虽然户数还不少，但是除经营零星商品的小户外，一般都成为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代理机构。
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4年，我国农业因严重自然灾害未能完成预定计划，从而使得1955年上半年工业因原料不足而不能完成计划。在农产品短缺而供给又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因为国家首先要保证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资金和原料供给，因此，私营工业，特别是那些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企业，遇到较大困难。
1954年年底以后，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是原材料缺乏。随着“一五”计划的全面实施和国家计划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1955年除了农产品原料短缺外，工业产品原料因经济加紧运行和国家加强计划供应，私营工业也得不到充分供应。许多私营工业处现“无米下锅”的困境。
二是资金短缺。随着国家对金融业的统制以后，短期资金市场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虽然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实行了“以存定贷”的方针，即贷款额不得超过私营企业的存款。但是，由于国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其自有资金尚且严重不足，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就很难贷款给私营工商业了。
三是市场机制被逐步排除。原来的私营工厂生产规模很小，没有承担国家的加工定货任务，其原料在过去基本上都是从市场购买，产品也是靠私营商业渠道销售。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覆盖，市场机制逐步被挤出，使得原有的商业渠道基本堵塞和废除。因此，私营工厂无论其原材料还是产品都难以找到市场。
四是合营企业的示范效应。经过两年的公私合营，剩下的私营工业企业多是规模很小、技术落后或效益差的企业。合营企业不仅能在技术和生产规模上优于私营，而且在资金供给、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也有很多优势，从而使得私营在竞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