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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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章节试读：

既然是探索，就难以避免错误。十年探索期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即使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还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总的说来，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一些正确的认识未能得到坚持，甚至被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做法被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部分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与伟大的历史转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邓小平是分不开的。1966年8月，邓小平被打倒。1969年10月，中央发布疏散令，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参加劳动。1972年1月，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再次重申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从四个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贡献。1973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之后，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实际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1月起，他先后发表《军队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等讲话。他将毛泽东在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间不同时间作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等三项指示联系起来，提出三项指示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由此开始了对公交战线、军队工作、农业、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由于得到了毛泽东、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四人帮”也不敢明确反对，整顿很快取得成效。1975年我国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江泽民指出，1975年的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由于这次整顿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嫌疑，“四人帮”乘机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靠边站。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群众自发到天安门悼念总理，警察和群众发生冲突，邓小平被诬陷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阴谋调动军队、抓紧赶制标语、拍摄个人照片拟供夺权后使用。10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采取果断措施，抓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新气象。但由于华国锋等领导人没有认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回避了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等老干部的工作要求。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提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凡是毛主席点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的《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王震发言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此后，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不可能为老干部平反，不可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在党的十一大上，他在闭幕词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9月，他在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时，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叶剑英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等人要求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抵制“两个凡是”，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四人帮”倒台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我党在经济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经济路线上，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肯定了社会主义要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对于分配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政治路线上，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思想路线上，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社会实践。5月，《理论动态》、《光明日报》发表了胡福明所写、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转载。6月《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对当时一些人对实践标准的责难进行了反驳。到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积极投身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讨论的展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5月，国务院组织部分领导出访欧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7月至9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在此期间多次批评“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程序去解决。会议从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经历30余年的艰辛探索，在吸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城乡改革的全面展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曾得到毛泽东的许可，在安徽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1962年即被取消。1977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允许生产队分组作业，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1978年，安徽大旱，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安徽省委作出“借地度荒”决定，将集体土地借给社员耕种，开荒自种自收，国家不征购粮食。9月15日，肥西县山南区黄花大队讨论秋收方案，决定采取“四定一奖”办法，定任务、定上缴、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归己，减产全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年春，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签订秘密协定，将集体土地分包到各户，除上缴国家和集体的粮食之外，多余的粮食归己。由于当时党的政策还未放宽，农民们协商，对外还是以集体土地形式出现，实际已经是“包干到户”了。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会上就包产到组、分田到组展开了激烈争论。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4月，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建议在贫困山区搞包产到户。5月，邓小平在谈话中肯定了包产到户。198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一些地方实行的“双包”责任制，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责任形式。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实行联产计酬的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联产就需要承包。此后，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万里在农业书记会议上都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的农村广泛开展开来，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开始兴办一批乡镇企业。江苏江阴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早在“文革”期间就带领村民办地下工厂。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搞分田到户时，吴仁宝带领村民办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一年净赚200万元。浙江萧山鲁冠球专门为农机站提供配套生产服务。1983年，党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社队企业要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鲁冠球在企业内部进行了产权改革，掌握了企业的绝对控制权。1984年3月党中央提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对乡镇企业的肯定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个体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浙江温州柳市镇已有近50家低压电器家族企业。当时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等“八大王”。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并把“扰乱城乡市场管理、妨害国家物资购销和损害城乡人民利益的人”列为查处对象。浙江迅速行动起来，将“八大王”列入大案要案处理。1984年党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温州市委为“八大王”平反，个体经济才又迅速发展起来。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悄然展开。由于计划赶不上变化，往往等计划的物资批下来时，生产季节已过。计划安排的滞后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1979年7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进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这为后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福建、广东等省有着便利的对外开放的条件，1979年50号文件正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出口特区。经济特区的兴办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为其他省份对外开放作了重要示范。

随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展开，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提出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还阐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1980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为解放和统一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确实践的基础上。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阐明了改革的性质、任务、方针政策，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被邓小平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为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提供了重要保障。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