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呼万唤始出来：艰难的筹措
五湖四海到延安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熟悉的旋律响起耳畔之时，我们不由忆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元月起，刘少奇长途跋涉，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终于于年底到达延安。刘少奇此番历经险阻之行究竟为何？原来刘少奇是奉中央之命到延安筹备与参加中共七大。
其实，早在刘少奇到来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动身前往延安。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规定了七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和选举中的具体问题，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各地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七大代表。这些肩负使命的七大代表冒着生命危险，不畏艰辛，跋山涉水，途径敌人的重重封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纷纷赶赴心中的圣地—延安，汇聚于宝塔山下，欣喜地等待着期盼已久的七大召开。
漫长的期待
为何说七大是代表们期盼已久的七大？这要从1928年说起。1928年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的一座“银色别墅”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此次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大会。
1929年7月，鉴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准备在第二年召开七大，并选定党纲起草委员会。
1930年，由于党内复杂的情势，七大未能召开。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提出准备召开七大是“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并委托政治局做准备工作，提出并通过七大制定党纲和其他文件。与此同时，党中央急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便让位了。
此后中共面临的形势并不太平。先是开展反对国民党“围剿”的军事斗争，无从顾及七大。接着因为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又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被迫率领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七大更无从谈起了。战略转移进程中，毛泽东也曾设想通过七大来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问题，但因为条件不具备，七大再次搁浅。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为保证这条路线的执行，毛泽东适时提出，共产党要从苏区走向全中国，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强固的党，“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之一。于是七大又一次被提上日程。1937年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在最近召开七大，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以便进行经常性工作。从这次会议起，中共开始正式筹备七大。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尤其是毛泽东的积极建言，中共决定立刻具体准备七大。会后，张闻天完成《中共中央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志书》，向国人表明了中共召开七大的决心。七大的筹备工作继续进行。
似乎七大的召开应该水到渠成了，但在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却表示要将七大推迟两年。这是毛泽东考虑当时战争紧张局势做出的结论。1938年正面战场上，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战役先后相继进行，敌后战场上，反围攻、跃进平原作战和战略也相继展开。战事频繁、环境动荡可见一斑。推迟不代表不开，更不代表不重要。毛泽东信心满怀地强调，七大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侵华战争以最庄严最有力量的回答，中华民族必胜！
其实，毛泽东之所以主张推迟召开七大，除了战争紧张这一原因外，还有另一层考虑。1937年底王明回国后，俨然“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以“钦差大臣”自居。他主持中央长江局工作后，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并到处鼓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主张。这对党内执行毛泽东正确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在组织上的权力也受到削弱。毛泽东曾埋怨道，从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开始，自己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在1938年7、8月间，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重要文件到达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之意。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此次会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并决定撤销长江局。在此次会议上，王明口头上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王明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并发表文章继续推行自己右倾主张。可以说，右倾影响尚未完全肃清。此外，“左”倾遗风也尚未消除。当时党内对历史上王明的“左”倾错误认识也不一致。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共的历史路线没有好好总结，对历史上的错误没有很好地清算，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所以七大不宜召开。当务之急不是匆匆召开七大，而是要让各地代表认清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明确是非，统一认识。这就提出了开展整风运动的要求。
二、一次思想的洗礼：整风运动
1941年，全国各地大部分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有计划地安排他们到中央党校，展开了整风运动。
5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并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重点讨论党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明确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坚持的是错误的政治路线。
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各地也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还亲自指导编选了《六大以来》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学习文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中央学习组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通过学习党的历史，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进而分清是非。1941年冬季，各地的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也普遍开展起来。
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到1942年春，整风运动进入全党整风阶段。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梳理了党八股的历史源头及种种表现。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此外，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全党整风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还通过召开了一系列地区工作和历史座谈会，帮助干部认识历史上党的路线是非，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这些七大代表们，对这次学习机会非常珍惜。他们精读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阅读各种书籍，听取各种报告，参加小组讨论，思想上深受洗礼。当时从华北前线回来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他回忆道，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读了不少书，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是必读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让他受益匪浅。还有代表忆起整风学习时，深感幸福，说这是一次最深刻、最愉快和得到很大教育的思想锻炼。
1943年10月10日，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中，干部通过参加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负责。任弼时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很快写出了一万余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并多次修改这一决议。胡乔木以此稿为基础，重新起草了一个7000字左右的稿子。随后，任弼时又反复修改胡乔木的稿子，但委员会对此稿并不满意。最后稿件转由张闻天修改。从对稿件的多次修改，可见中央对决议的重视。
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决议稿，前后修改十余次，终于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的领导地位，使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团结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历史决议草案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
这里必须要注意此次六届七中全会。因为除了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六届七中全会还从文件方面为七大召开奠定了基础。六届七中全会始于1944年5月21日，于次年4月20日结束，长达十一个月，可谓目前为止中共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向六届七中全会作关于七大政治报告的说明及关于党章修改经过及有关问题的说明，会议人员听取报告并审议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新党章修改经过及新党章草案。这两个文件加上前面提及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的召开作了具体和充分的准备。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讨论中，一位来自河南的七大代表提出了一个颇有胆识与预见的主张，即宣传毛泽东思想。这种提议表示了，七大代表们经过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从根本上认同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更为清楚地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产生了学习与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自觉。党内形成了一种格外团结、统一的氛围。正如任弼时总结整风时说的那样，整风为七大召开准备了思想基础，这种准备的意义非常伟大，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开得这样好。
三、“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七大开幕》（陈毅）
1945年的延安春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草长莺飞。伴着盎然的春意，七大代表们的心情也格外舒畅，因为多年的期盼和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七大终于召开了！爱写诗的陈毅雅兴大发，作了上面那首小诗。诗歌正代表了当时众多代表激动、欣喜的心情。
4月21日，人们欢声笑语，成群结队，满心欢愉地迈进专为七大修建的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七大预备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平均年龄36.5岁，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其中52名女代表尤其引人注目。这些代表既有军事家、革命家及各地区党政军各级领导，还有来自基层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真可谓群英荟萃！
预备会是为了保证大会的圆满成功而召开的，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七大的重视。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大会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并详细说明七大的组织准备、大会议程及各项报告情况。接着代表们逐项表决，通过了六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几项议案。
完成上述议程后，毛泽东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敌人，争取胜利，而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个队伍中起到最主要的领导作用。回首一百多年来国人的奋斗历史，毛泽东感慨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不惜一切为民为国牺牲的精神。放眼将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戒骄戒躁，无穷尽无止境地奋斗努力。最后，毛泽东用高亢的语调激励大家，全党要像兄弟姊妹般团结起来，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