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英雄

主角叫罗时汉章开沅的小说是《城市英雄》，本小说的作者是罗时汉所编写的轻类小说，文中的爱情故事凄美而纯洁，文笔极佳，实力推荐。小说精彩段落试读：长江蜿蜒日夜流，烟波浩淼水光浮；十里红尘迷夏口，鹤楼卓立在江头；隔岸琴台古，鹦洲芳草绿。晴川高阁几春秋，登临东望洪山塔，直欲参天势未休；多少英雄留胜迹，莫使古人笑吾俦。清末民初流传的这首歌，唱...

精彩章节试读：

长江蜿蜒日夜流，烟波浩淼水光浮；十里红尘迷夏口，鹤楼卓立在江头；隔岸琴台古，鹦洲芳草绿。

晴川高阁几春秋，登临东望洪山塔，直欲参天势未休；多少英雄留胜迹，莫使古人笑吾俦。

清末民初流传的这首歌，唱尽了武汉的山川形胜和钟灵毓秀。这是一首很好的武汉市市歌，应该作为乡土教材永恒地传诵。这里的“鹦洲芳草‘绿’”要读武汉话的“楼”音，既押韵，更亲切。正如《洪湖赤卫队》里的歌曲要用天沔口音唱才更原汁原味。

这座城市就是这样，它既具先天铸就的山川形胜，又有天人参会的欣欣气象。其品格特征则“上善若水”，为“茫茫九派”汇流之“中国”。亚洲最大的河流长江和它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于此，仅此一点就足以称雄于世、傲然于世。因为得天独“中”，所以得天独厚。

清代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或许是从当时视野来评点天下，实际上，武汉的地位后来已然超乎于襄阳、荆州之总和。

总之，俯瞰或更大视野地阅读这座城市，尽管不能获得全方位的视角，但是仍可能隐隐感到：武汉这个地方注定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发生是不可能的，那将会于天道、地道、世道所不容。

纵观历史，武汉的城邑文明可以上溯到3500年前，其显赫之始却在近代，辛亥革命使它一举成名。武昌首义中飙出了一座举世瞩目的中国“黑马”城市——它敢为人先、不负使命，以震古铄金的枪炮声，摧毁了自秦迄清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结束了2130年之久的“皇权时代”，让民主共和的旗帜首次高飘在龟蛇二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城市如人，有故事，有浪漫，有梦想。如果说人生有几步至为关键、最值得回顾，那么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人一生中所走的最伟大的一步，也是武汉史籍中最辉煌的一篇。

1.赤壁之战的通天大火照亮这里

还有一首沈心工作词、日本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十八省地理历史》，在清末民初也很有名，它唱尽了关内十八行省的特点，其中11段、12段唱的是湖广两省：

溯湖北鄂王封址,继轨说孙权,赤壁一火盖世名,人物几更换。滠口铁轨汉口船，交通九省宽，黄鹤不归楼自在，胜迹古今传。

溯湖南纵横山脉,衡岳看巍然,湘资沅澧倾东北,洞庭湖水宽。秦郡汉国古长沙，汨罗吊屈原，艰难起义定中原，将军仔细看。

湖北湖南关系密切，元明和清初均属湖广行省，康熙三年才一分为二，各自设省，但仍归湖广总督管辖，民间简称“湖广”、“两湖”。曾有一首荆江分洪时期的歌唱道，“湖南那个湖北，好地方啊……湖广熟来，天下足啊……”将它们珠玉合璧。有一句谚语说，“江西的粮够全国吃一顿午饭，湖广的粮够全国吃一天。”长沙明初隶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衙门，而这些衙门都设在武昌城里，故形成武汉比长沙要重大的概念。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时曾回到湖南，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段话说得确切：“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过去汉口比长沙高一等这不假，湘人到汉口多少有点从县城进长沙的感觉。辛亥志士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里写道，湖南平江他家族的人常到汉口去买东西。季曙阶是在汉口茶栈里“吃洋务饭”的经纪商人。“其师黄杏村是禀生，在长沙住过岳麓书院，并到过汉口一趟。大家都说他是眼界宽、见过大场面的人。”湖南的学生有很多求学于武昌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那里置斋舍二百余间，调取湖北湖南秀才，任掌教和分教的皆为两省名士。除经济外两湖地区文化的相融相通还可以从唐人刘长卿的诗中读出：“汀洲无浪复无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汉口夕阳斜度鸟，洞庭秋水远连天。孤城北岭塞吹角，独戍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武汉这座城市的成长非常特别，它由诸城特立到双城对峙再到三镇鼎立，最后合而为一，这在国内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传说中的大禹是走进武汉的第一位英雄，大禹治水“西则岷蜀襄沔之众流聚焉。南则衡湘洞庭之巨浸汇焉”。其主要舞台在江汉之间，“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导水至于大别。”如果说大禹治水的中心地带和功成之处在江汉，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汉阳的龟山（古大别山）可称作他事业的高峰。成书于周秦之际的《尚书·禹贡》最早记载了大禹“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过三巫，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清《日讲书经解义》等书记载：“禹先从嶓冢以浚其源，至于荆山、内方以旨其流，使由大别以入江而汉之源流治矣。”

——由汉水之“汉”，衍生出汉族之“汉”、汉朝之“汉”、汉字之“汉”及武汉之“汉”。乃至最后由“武汉”实现“灭满兴汉”，不能不说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在里面。有人惊叹，汉水上游汉中与下游武汉分别为韩信和黄兴而设的两个“拜将台”，正好是中国帝王社会起止点的标志。一个是公元前206年的“亡秦”，一个是公元1911年的“亡清”，为将者“信”“兴”呼应（有点押韵），皆由汉江一水相连，其“吾将取而代之”的精神一脉相承。

禹的时代，武汉这一片从属于九州中的荆州。最早的城堡，并不在现在的中心城区，而是先后散落在远城区的黄陂盘龙城和新洲邾城等。作为商代南土，盘龙城在3500年前出现，是武汉城邑文明的端始。

当华夏族在黄河流域主宰沉浮时，楚人在长江流域的汉水中上游，“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披荆斩棘，不断开拓。春秋时楚武王、楚文王时期，鄂（武昌）进入楚国的范围。大约在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前的东周，武汉周边地区先后有城邑十余座。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也是第一个到达武汉的诗人，他抵达鄂渚（蛇山附近），登大坟（龟山）望郢，行吟泽（东湖）畔。屈原、宋玉的楚辞是楚文化发展的高峰，相应地产生了楚乐，如高山流水。知音传说是发生在武汉的最早的中国文人佳话，是中华民族元典《列子》、《吕氏春秋》记载的故事，因而是世界历史“轴心期”时代最具深邃意蕴的人类交流寓言。南北朝时期汉阳就有了琴台，延续至今。

汉高祖六年，沙羡县成为江夏郡下辖的14县之一，这是武汉地区首次正式设立行政建置。直到此时，这里仍地广人稀，相对沉寂。又过了若干年，“操自江陵将顺江东下，周瑜言于孙权，请得精兵数万，屯夏口。”（《夏口县志》）东汉末年三国时赤壁大战的通天大火把这里照亮，让武汉闪现在历史的视野。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一代词圣苏轼讴歌的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出现在武汉的一位军事英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令人何等神往。这个时候的武汉“以武而昌”，江北汉阳有卻月城，江南武昌有夏口城，双城对峙。孙吴先攻沙羡后克卻月，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会同刘蜀共同抗击曹魏，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

苏东坡本当把赤壁指示得十分明确，但是赤壁在何处后人竟有七种说法。蒲圻把地名改为赤壁市，有“武赤壁”之说，但是黄州“文赤壁”更有依据，近些年来江夏赤壁说又占上风。作为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金口赤矶山附近有众多与三国有关的地名：百人山、黄军浦、大军山、小军山、诸葛城、祭风台等，是有力的佐证。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已界定江夏赤矶山为赤壁大战发生地。

如果说赤壁大战是古代在武汉附近发生的最著名的战争，武昌首义则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战争，也是第一场革命战争。

2.谁说此地“自古不帝都”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之词，曾刻在龟山鲁肃墓旁的一棵树上，为一缕斜阳所照耀。武汉三镇与东汉三国似乎总有某种联系。

对武汉三镇地图百看不厌，看来看去忽然发现，如果南北颠倒地看，武昌、汉口和汉阳的分布跟北魏、西蜀和东吴的方位大相吻合。且从特质上分析，武昌颇像曹魏，大气，占有天时；汉口尤像刘蜀，人多，具有人气；汉阳则更像孙吴，有山有水，拥有地利。武汉三镇各据一方，岂不跟三国割据有惟妙的相似？“三”这个概念，可能对武汉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

沙羡县是武汉历史上最早的县邑，有研究者根据汉水南至沙羡入江，认为其县治就在今天的汉口，（一说沙羡县治在今天的金口镇）。终两汉四百多年，沙羡县一直建有城廓，故沙羡城是武汉中心城区建城之始。东汉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都在武汉留下了遗迹，如祢衡的鹦鹉洲、鲁肃的龟山墓、白马洲、关羽的洗马口、卓刀泉、刘备的郊天台、孙权的吴主寺、曹操的彤云阁，等等。魏黄初年，孙权把统治中心从夏口上游的公安迁到下游的鄂城为国都并改名武昌。公元266年，吴主孙皓已迁都至武昌。陆凯在武昌上疏孙皓时，引用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劝其从武昌还都建业（南京）。当然，那时的武昌是指鄂城或武昌县。魏蜀吴三方各自占据湖北，三国的临界点就在夏口（现武昌），司马懿曾称这一带为长江之“心喉”，争夺鏖战最剧。这是武汉开始跻身中华重镇之列的标志。

天时地利人和的武汉三镇上演着旷日持久的“三城演义”。双城对峙的出现是武汉第一次发展的鼎盛期。在沙羡城之后出现的江北卻月城在龟山北麓，城因如卻月而名；江南夏口城在蛇山西头，因对着夏水（汉水）入江口，故名夏口，后来武昌城门汉阳门的由来也沿此例。这样的城市格局持续了漫长的岁月。至唐代中期，武昌成为区域性行政、军事中心的地位大为增强，一代名噪史籍之宰相、曾任武昌军节度使的牛僧孺重建武昌砖城，并决定把汉阳汉川两县划属武昌管辖，这是大江两岸的行政建制首次合而为一。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鄂王岳飞在武昌设大本营达七年之久，府衙设司门口。他三次从此出师北伐，后被十二道金牌强令班师武昌。岳飞对武昌感情很深，作于武昌的另一首《满江红》末句道，“骑黄鹤，却归来，再续汉阳游。”岳飞屈死后，武汉人作诗惋悼：“自古忠臣帝王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并建全国第一座岳鄂王庙于蛇山，岁岁祭祀，还立“岳王府”石碑。800年后，武昌民众把岳武穆遗像重树起来，以发扬民族精神，激励抗日斗志。应该说，岳飞的英雄形象世代感召着武汉人，后来出现的汉口还有一条岳飞街。

南宋时期，武昌上升为长江三大城市之一，陆游曾认为武昌，“虽钱塘（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冶铁、制瓷、造船业非常发达。武昌洪山的无影塔，为南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年）兴福寺遗物，为武汉现存最老的地面建筑。至元代，武昌早已超越江陵、襄阳成为政治中心，设湖广行省治所。湖广行省的管辖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广西全部和广东贵州的一部分，是全国最大的行省。元世祖封子脱欢为镇南王，后泰定帝封其子宽彻普化于武昌，设立元代封国——威顺王国。如今蛇山黄鹤楼前的孔明灯即胜象宝塔，一般人认为它是建于至正三年（1343年）的陵墓建筑（《广阳杂记》：“大元至正中威顺王太子建”），但并没有墓葬特点。1955年修长江大桥拆除它时，在现场没有发现葬具及遗葬遗物，仅从塔底清出一件石幢和密封铜瓶。瓶底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岁在甲戌九月乙卯谨志”，瓶腹有文：“如来宝塔，奉安舍利；国宁民康，永承佛庇。”基本认定它是西藏佛教密宗佛塔“喇嘛塔”。

明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第一次把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合称为“武汉”，有“武汉之胜迹”句。明朝中叶汉口悄然崛起，约200年后成为天下四聚和四大名镇之一。清初的《大清一统志》中说，它“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与武昌、汉阳形成鼎立之势。“武汉”之称自然开始包括汉口了。

有一种说法是武汉“自古不帝都”。武汉作为战乱水患频仍之地，确实不具洛阳、南京等地之帝都之相。但是，仍有几个短暂的朝代和政权曾在此设立都城。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559年），萧庄在郢州称帝。郢州城是东晋刘宋王朝时在东吴夏口城的基础上筑建，这最早的城垣至今还有遗迹。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南方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政权定都汉阳并营建宫室，其遗址汉阳公园内现有红巾湖。不久，沔阳人陈友谅改天完为大汉，以武昌为中心，与北方红巾军朱元璋争夺天下。至元十四年，继位于武昌的陈友谅幼子陈理出降，大汉政权终告结束。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继元世祖忽必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是到过武汉的第一位皇帝。他驻跸武昌，奇袭汉阳门，后曾在陈友谅墓前发“人修天定”之叹。朱元璋立第六子朱桢为楚王驻藩武昌。翌年开始，江夏侯周德兴按“王城”的规模和形制，用长达10年的时间，将唐、宋、元以来的鄂州城，增拓改建成一座内筑夯土、外砌砖石的大型城池，把蛇山装进了武昌城里。有专家估算，明代所建的武昌城垣大约使用了两亿块城砖。在武昌蛇山南麓还建了楚王府，这城中之城延续260余年，跟清王朝存在的时间差不多。继“大顺帝”李自成之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张献忠进攻武汉，楚王府守兵大开保安门和文昌门投降。大西政权以湖广会城为京城，这是武汉曾作为封建“帝都”的最后一次。

担任过孙文政治顾问的宫崎滔天日记中写道：早在1897年，孙文就开始设想未来中国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设。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孙文设想的“五大镇”特别首选武汉为都城，是对当时中国大都城战略布局的一种深思熟虑。持这种意见的不乏其人。1898年9月，康有为在《请设新京折》中写道：“武昌扼江汉之汇流，为全国之中地，人民辐辏，远近适均，出海而争，进退皆宜，比于北方长安、河洛之塞，南方金陵、临安之偏，较为胜地，今营新都，武汉似可。”宋教仁、章太炎等都是力主过在武汉建都的。

“我父王晏了驾龙归海口，在汉阳建了都名扬九州。”有关唐朝李旦建都汉阳的墓表戏唱词广为人知，且汉阳有太子湖，但李旦此人不足为信。如果算上100年前武昌首义革命军成立檄令全国的军政府、1926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抗战期间武汉亦当过战时首都，以及解放后毛泽东40多次到武汉——他在北京以外呆得最久的地方，武汉的“准帝都”地位似乎是不容置辩的。

3.张之洞使汉口成为近代“深圳”

如果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大清国在世界上处于整体弱势，当时国内尚存生机的城市，可以上海、天津、汉口为“三个代表”，它们是晚清中国现代工商业城市的三鼎足。而汉口大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之势，日益显示其在全国的翘楚地位。

1838年秋天，武昌阅马厂燃起了滚滚浓烟，湖广总督林则徐为表明禁烟的决心，将搜缴的1754杆烟枪及一批烟斗烟具槌碎焚毁，16768两烟土烟膏投入江心。此举是一年后林则徐在广州进行虎门销烟的前奏。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在痛苦和屈辱中迈入了近代社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说：“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的？很多学者认为是鸦片战争造成的，但是我们认为不是，我们觉得是太平天国造成的。鸦片战争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不是很大，只限于广东一带。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太平天国，大概几百万中国人死去，中国的经济中心江南一带都乱了，……把清朝的元气消耗得很厉害，导致国力衰竭。”

湘淮两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曾国藩和李鸿章被誉为“中兴名将”。西方学者芮玛丽把他俩划入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杰出人物”之列。芮玛丽对“同治中兴”的评述是：“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死里逃生，再延续了六十年。这就是同治中兴。”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把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统治秩序冲得七零八落。“天王”洪秀全率师北伐，武昌是他们所攻占的第一座设有督署的会城。太平军先后三次攻占武昌，四次攻占汉口和汉阳。1852年12月24日，太平军竟在长江上建起两座浮桥，一座连接鹦鹉洲和白沙洲，一座从南岸嘴到大堤口。全国最大的木材流通市场鹦鹉洲派上了用场，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架桥木材。攻克武昌后，太平军又在龟山晴川阁和蛇山黄鹤楼之间架设过更大的浮桥，气壮山河。——百年后修建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基本上也是从这里横跨长江，那是武汉上演的最伟大的经济事件。

“汉口通江水势斜，兵尘过后转繁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条约》规定汉口为全国十大通商口岸之一。除了英德俄法日，接踵而来的还有西班牙、丹麦、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秘鲁、葡萄牙、巴西、刚果等，共17个国家，并分设领事馆。汉口门户洞开，发生一系列嬗变，开始“由土变洋”，封建结构走向解体。在其传统商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城市成功地完成向现代的转型，被称为“汉口模式”。这种背景下的中国，汉口是个年轻的对外开放城市，在中国近代史发端时的地位相当于一百多年后的“深圳”。

汉口至少是华中最早“洋”起来的地方。小时候我们常说洋火、洋画、洋油、洋灰、洋巴巴（沥青）、洋糖发糕等，就是汉口人走向近代的遗风残留。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曾撰文，他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汉口虽然离他们家乡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六渡桥。”

1861年3月7日，英国官员与湖广总督官文商定，在汉口江边花楼巷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把约500亩的地方划为租界，领事馆设天津街（后来的市文史馆）；接着，中德立约规定，自汉口通济门沿江官地界外起至李家冢止，约600亩地为德租界，领事馆设现在的市政府；一年后，沙俄在汉口界限路（合作路）至黄陂路黄兴路之间，划出400多亩租界区，领事馆设洞庭街（后来的省电影发行公司）；法国在其旁边也划出187亩的租界区，领事馆设洞庭街（原吕钦使街）；最后，日本把通济门外（今一元路）至燮昌小路划出247亩半的租界区，领事馆先设英德租界的交汇点（胜利街）上，不久迁山崎街（今山海关路）江边；比利时本来在汉口刘家庙江边也购得600余亩准备作为租界，因此地扼京汉铁路咽喉，张之洞坚持不允，给它超出十年前130倍的“损失费”而作罢。这五国租界后来都有大大拓展，达3300多亩。据《夏口县志》载，每亩年地丁银“一钱一分七厘”，约合十斤大米的价钱。

与此同时，武汉的洋教堂、洋行、洋工厂、洋码头大量兴起，洋货也纷纷充斥市场。在武汉所建的教堂分天主堂、圣公会堂、循道会福音堂、伦敦会福音会堂、信义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六种，配合以传教为主的文化渗透。1863年夏，英国麦加利银行开始在汉口营业，并在汉口洞庭街55号开设支行，汇丰银行紧随其后，长期独占金融业鳌头。接着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俄国华俄道胜、日本正金、美国花旗、比利时华比等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第一个在租界兴办的工厂是俄商顺本砖茶厂，制茶业成为汉口最大的工业，还有英商皮革厂、德国蛋品加工厂、英商和日商的棉花打包厂，以及制冰厂、冰冻食品厂、制酒厂、灯泡厂等纷纷出现。1908年在德租界投产的汉口英美烟草公司，是清末武汉最大的外资企业，仅女工即需用5000名之多，与之配套的沿江码头多达二十多个。“内河航行权”使长江航运走向国际化，美商旗昌（1862年）、英国太古（1867年）、德国汉堡、美利坚、日本日清……“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湖北学生界》）各国进出汉口港轮船吨位所占比例，至1914年中国为15.8%、英国为45.2%、日本为31.2%。以致中国留日学生愤然指出，“夫长江五千里而吾楚管其中枢，英、德二国既联袂并辔，经营于一隅，则必竭其阴悍之手段，以较他日结果之大小。”

看来，租界的出现固然是屈辱的象征，表明国家主权的被侵占和丧失；但是它给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效应。对于内陆武汉来说，租界可以说送来了一方观察世界的窗口，让人们沐浴“欧风美雨”，得到民主制度、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启迪；对于一场革命来说，租界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让革命党人的活动有了空间，不仅设立机关，还发表言论。正是这种“国中之国”的特殊因素，使武汉从格局面貌上“洋”起来，从文化精神上活跃起来。

汉口形成以后一直是不设城墙的开放城市，因受太平天国摧残之后，为防捻军于1864年始筑城墙。但它始终只是一堵长墙，形同虚设，存世仅43年即拆除。看来，开放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即同治光绪当朝时期采取的新政。当时的实力派人物竟然都结缘武汉。李鸿章于1867年至1870年间任湖广总督，在武汉办过招商局汉口分局。这段时期，张之洞也在武昌水陆街学政衙门视事，一介儒臣任内4年娶妻（湖北布政使唐树文之女）生子，也算把武汉当做第二故乡。跟李鸿章同年离任前，张之洞最大的政绩是创建了经心书院，这座历时34年的书院初建武昌三道街文昌阁，后迁文昌门附近的火星堂，复建于三道街（现46中校址），更名为“存古学堂”，成为湖北在晚清时培养高级人才的干部学校。四年学政，武汉及湖北的教育风貌大为改观，张之洞得到湖北地方人士的好评。1870年，在卸任回京之际，张之洞为早生华发而感慨：“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中国的洋务运动被外界认为非常成功。但“到了1890年代以后，中国碰到一个钉子，就是它和日本的甲午战争。日本上台，中国下台，日本则觉得它是第二个中华帝国，是东亚最强的国家了。”（美国学者本杰明·艾尔曼语）

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开始成为洋务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大举经济改革、教育改革和军事改革，在湖北形成洋务运动新的中心。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主持“湖北新政”，成果卓著，耸动中外视听。

一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汉阳龟山下建有湖北枪炮厂，后易名湖北兵工厂，大量生产“汉阳造”枪炮，其创办经费之巨、机器之新，“较津局既逾数倍，较沪局亦复加多。”与之毗连的湖北炼铁厂，加上大冶、江夏、江西萍乡等地的铁矿、煤矿，为亚洲第一家“以采铁、炼钢、开煤三事合而为一”的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左岸是钢铁，右岸是纺织。”还在武昌文昌门、望山门外建有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另外还有白沙洲造纸厂、武胜门外毡呢厂、保安门外制革厂、汉阳赫山针钉厂、官砖厂等，武汉大小近20家近代工厂出现，一时占全国官办工厂数量的首位；

二是大兴近代文教事业。在武昌都司湖创办两湖书院（1903年改为文高等学堂，不久又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在蛇山下阅马厂东厂口四川会馆始办农务学堂，后又办工艺学堂、方言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还有铁政局附近的自强学堂，后改为文普通学堂，以及遍布武昌城内东南西北中五路高等小学堂等等，武昌蔚成文教区。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如端方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同时，张之洞还大力提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以培养洋务新政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如《学堂歌》所唱：“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据估计，清末湖北留学生共计五千余人，名列各省前茅。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源源涌现，在辛亥革命和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三是组建湖北新军。“均参照德、日两国最新军制”，不同于旧式武装，废戈矛土枪，仿欧日编制，淘汰老弱和兵痞，由知识学生担任指挥官，士兵文化水准较高。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与北洋六镇一样，是清末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力量。还大办军事学堂培养人才，如武昌黄土坡的武备学堂、大都司巷的将弁学堂、武高等学堂、武昌南湖的陆军第三中学、武昌右旗以东的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等。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易于接受现代都会新的文化信息，加之主管者张之洞等相对开明，使得这支军队成为清朝军队的最大革命异数，终至发动武昌首义。

以汉阳铁厂为核心的“湖北新政”其重要价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大机器生产作为具有革命意味的物质文明在湖北应运而生，所带来的现实效应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它们不仅体现了近代化工业的产生，而且在思维方式与时代精神上为革命基因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为武汉成为推翻专制政体的首义之区准备了条件。汉阳铁厂与辛亥革命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化历史剧的这一幕和那一幕，它们是不同的导演者，之间却有着共同的命运主题，这一主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如果说前者是一场经济革命、后者是一场政治革命，那么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有人这样比喻，汉阳铁厂不仅生产了大量的钢铁，同时也生产了一条联通资产阶级革命之链。这是武器的批判之链，是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相维系的命运之链。

张之洞督鄂，是湖北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前沿城市，是张之洞督鄂推行“新政”的最大受益者，领先全国风气之处不胜枚举，它充满活力，热火朝天，迅猛发展。借用另一位姓张的——张难先语：“适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政，改革教育，设汉阳铁厂及武昌纱麻四局，烟突十丈，矗立云霄，规模之宏，气象之伟，令人耳目一新。识时之士，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湖北革命之动因》）武汉的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

对武汉乃至全国来说，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是1896年10月20日大清皇帝敕谕兴修北京至汉口的铁路。1889年4月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修筑卢汉铁路的计划。他以“一路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胜……经纬纵横，各省旁通”等八条利国利民理由，上奏朝廷准修卢汉铁路。1905年9月，卢汉铁路南北两段在河南詹店车站附近接轨贯通。张之洞与袁世凯参加验收，次年4月1日全线通车，定名为京汉铁路。如果说19世纪末的船运交通打破了封闭状态使武汉通过长江走向世界，那么20世纪初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中国最长的两条铁路都以武汉为始终点，铁路与船运的立体交通格局随之形成，武汉成为内地商业圈更广阔、对外联系更迅速更便捷的国际性商业大都会。新兴的汉口与上海、广州、天津、青岛并列为全国五大商埠。由于它处的地理位置无与伦比，被认为是“中国商业之心脏”。

京汉铁路促使汉口市政建设迅速发生裂变。为了保护铁路，同时防御后湖水患对市区的侵袭，1904年开始，从舵落口到堤角修建了长达27华里的一条大堤。一说全长34华里，从牛湖广佛寺即堤角为起点，越过岱家山，经姑嫂树至禁口，再经长丰垸并横堤以达皇经堂。涸出低洼地十万余亩。这道被记在张之洞功劳簿上的“张公堤”，把汉口市区面积扩大了近20倍。随即，本来处于护城河外的玉带门至大智门一带，建起了大批仓库、工厂、搬运所，还有前店后库的货栈，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带。如当时的《夏口县志》所言：“猥自后湖筑堤，卢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铁路沿线的迅猛发展，也威胁到汉口城堡的存在。1906年，汉口城墙开始拆除。在城墙的基础上，修建起从硚口到英租界的后城马路，这是汉口华界的第一条近代马路。京汉铁路开通后，直到民国初期，汉口城区面积从11平方里扩展到了28平方里。王葆心在《续汉口丛谈》中说：“卢汉铁路开行后，廛居鳞次，则上自硚口，下延直至今谌家矶矣。”还说：“清一代，汉市之愈推愈广，日衍日奇，其大概视此矣。”

京汉铁路直接提升了武汉的交通地位。“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一方面为航运送来了货源与客源，一方面又及时把通过船只运来的旅客与货物疏散。有资料显示，截至1911年，湖北官办和商办的航运共有38艘轮船，往返汉口的各省民船不下24000艘。一派“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景象。在大智门火车站与江岸车站之间的长江岸边还有专用码头。车站与码头之间，来往运输川流不息；钢铁大动脉与黄金水道，互相辉映，如同两只矫健的翅膀，把历史名镇汉口升向新的高度。

汉口的街道基本与长江汉水平行，因此老汉口人以汉正街为横轴把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地域称为“高头”与“底下”。故对硚口一带的人来说，“底下”是江汉路一带的泛称，沦为“半殖民地”后江边河街形成，即今天仍见的汉口“江滩”，规模在国内不亚于上海外滩。除了洋房子比肩接踵的租界，华界也日新月异、繁华空前。著名的歆生路即江汉路诞生了，这是武汉人最引为自豪的一条路，是租界与华界的分界线，以前名太平路。一批堪称城市缔造者的实业英雄诞生：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地产上自皇经堂，下迄岱家山，西到后湖大堤，南到铁路两边。过去的“草庐茅店，三五零星”,“六渡桥是陷人坑，水塔外叫鬼摸头”，很快繁华起来，“廛居鳞交次……三十里几比室直连矣。”宁波籍商人宋炜臣联合浙鄂赣十余名巨商筹办“商办汉镇既济水电公司”，设公司于英租界一码头太平路，1906年同时在汉口大王庙和韩家墩守关开工兴建电厂和水厂，武汉成为全国内地最早用电的城市，汉口乃至全武汉最高的建筑——40多米的水塔百年前在后城马路湖淌边耸立起来，鹤立鸡群。西风东渐，武汉加速进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行列。

“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这句俗话如果是乡下人和外地人来说，不免有点盲目崇拜。汉口人自己来说则多少是有点自夸的。“从硚口到花楼”，这是最初的汉口两端。开埠之后，“洋汉口”沿江(河街)伸展，“新汉口”顺着后城马路长大，六渡桥、江汉路新区大有取代“土汉口”正街（汉正街）、黄陂街老街之势，成为新的市区中心，引得高头（硚口一带）的人青眼刮目。这种差异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硚口高头的伢们说声“到底下去玩哟”，就有点类似于后来说到香港去观光旅游的好奇感和炫耀感。

“湖北新政”三大建树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湖北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是清朝洋务运动建设的新的中心。张之洞成为洋务派的后期代表，在督鄂期间主持“湖北新政”，其主要建树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近代文教设施，大量培养人才并派遣留学生；改革军制，组建新军。三个方面的大手笔，为举国朝野所瞩目，耸动中外视听。这些都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做了物质及精神上的各方面准备。

一、汉冶萍公司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因督办卢汉铁路，调任湖广总督。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龟山山麓。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1894年6月投产。1896年张之洞“招商承办”，委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汉阳铁厂以大冶铁矿提供原料。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自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同多觏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有“东亚雄厂”之称，被认为是中国觉醒的象征。

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全国年钢产量90％以上。1911年起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

二、两湖书院

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了这所书院，并将火星堂的原经心书院并入。因书院前后有明月湖、都司湖，加上创建之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所招生徒以调取湖南、湖北高才生为主，故名“两湖书院”。书院占地约三十公顷，气势宏敞。建有正堂、环型东西两座双层斋舍楼等主体建筑。正堂红墙青瓦，飞檐翘壁，风格古朴又不乏清新。堂内设有两间书库分贮书籍；中间设有楚学祠以祀湖南、湖北两省先贤。环型双层斋舍楼设有斋舍200间和全敞式公共通道；另还设置斋舍间专供商籍生徒所用。都司湖为书院内湖，沿湖建有水阁、凉亭、长廊，“风廊月榭，荷红藻绿，雅擅一城之胜。”两湖书院在当时是全国少有的高水准学校，被誉为清末四大名校之一，杨守敬、姚晋圻、汪康年、华衡芳、沈勇植等一代名流都在此任教。黄兴、唐才常、谭嗣同、杨锐等仁人志士都是两湖书院学生。

三、湖北新军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不是另组军队而是变清军为革命军，湖北新军成为推翻清廷的先头部队。

湖北编练新军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上，按照德国军制，聘请德国将领，首先在护军营练习洋操。1896年2月，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将两江的护军前营500余人带回湖北，并以此营为基础逐步裁汰湖北的绿、防营旧军，另按德国军制改编成新式陆军。1901年9月，张之洞将护军营扩充为左右两翼常备军，共有兵员7032名，又聘请日本教官，改照东洋日本陆军的师团编制、装备训练新式陆军，史称湖北新军。1907年，经陆军部核准，湖北新军被整编为一镇（师）、一混成协（加强旅）。武昌东南为城内各标营所在地，西南则为督署、镇司令官所在地。东辕门出长街，南倚望山门，北至水陆街，即督署后院对角。再北为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设于巷内。第21混成协司令部驻阅马厂东南左旗，与四十一标在一起。在全国的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中，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个镇新军实力较强、成军略早外，湖北新军在当时颇有名望。袁世凯的新军创建之初由户部下拨“皇粮”，而湖北新军自始至终吃的是“地方财政”，可见张公所创湖北新军之不易。还有不同的是，张之洞始终认为军队应该是维护社会太平的天下之公器，不应成为某个个人的私家势力。这也导致了湖北新军内部没有那么浓厚的“军阀”习气，也不存在人身依附的权威首领，容易为革命党人争取势力。而袁世凯及其“北洋三杰”则把军队当作自己扩充势力的政治资本，在军队形成“兵为将有”的观念，因此北洋新军素来“只知道有袁宫保，而不知道有大清朝”。

1905年1月30日，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右旗营进行操练表演；下午又分两军在城外西南巡司河、梅家山一带进行野外军事演习。是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一方为攻军，踏雪转战30多里；一方为守军，冒着严寒筑掩堡、造肩墙，固守阵地。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当场发表演说，对湖北新军给予高度评价：“此诚鄙人出都以来见所未见。湖北军政，可谓天下第一。”

新军的创建为近代湖北的崛起在政治变革层面准备了锋利的工具。武昌首义前，为应对地方暴动和分散革命力量，湖广总督瑞澂紧急调防，如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到郧阳、第三十标第二营到汉口，第三十一标和第三十二标第一营随端方到四川；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第二营驻沔阳、第四十二标第一营驻汉阳、第二营驻汉口、第三营驻信阳……这些调防打乱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系统，却又使他们成了响应武昌首义的基本力量。

4.竞争最剧最烈的“东方芝加哥”

1901年，是辛丑年即光绪二十七年，世界进入了崭新的20世纪。

“世纪”一词和“革命”、“理想”等，是汉语引进或“出口转内销”的日本词汇之一。世纪概念的引进，使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扩大空间范围的同时，又扩大了时间范围，他们的眼光变得长远了，把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新的百年里。于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中国人表现出对新世纪的热情关注。《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一期这样写道：“于是前日大西洋之风潮，汹汹然、蓬蓬然转注于太平洋，其势如万马齐奔，万弩齐发，至今日二十世纪独一无二之经济大舞台，遂以我支那为中心点，注矢之的也。”同年《江苏》第5期发表乌目山僧黄宗仰的诗句：“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对属于太平洋国家的新世纪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过去是以国家看世界，现在是以世界看国家。如奥国外务大臣哥教司克氏说：“二十世纪则缩万国若比邻，登黄白于一堂，水陆并进，奇正兼备，世界大竞争之时代也。”世纪不再仅仅是一种纪年的方法，而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亲历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渐闻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说，这是“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言说的继续。如果此说还不能确立的话，19世纪是中国的衰败之说是可以肯定的。让我们回顾百年之前的世界：就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国展出烟枪、烟灯、杀人照片、缠足妇女等等的同时，世界在突飞猛进：美国青年福特制造出四轮汽车；第一束无线电从英国传到了纽芬兰岛；最年轻的国家澳大利亚诞生；由莱特兄弟设计的飞机升空；诺贝尔奖金开始颁发；纽约股票日交易额突破2000万股；巴黎新电气铁路举行通车典礼；非洲铁路建成通车；近代科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原子物理学时代产生……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却是进入覆灭的倒计时的开始。国内接连发生了自立军起事、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和大明顺天国未遂起事；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定，中华民族永难抹去的宰割之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清”向大德、大奥、大比、大日（西）、大美、大法、大英、大义（意）、大日本、大和（荷）、大俄这11个强盗赔罪屈服，赔款白银总数4.54亿两，若摊到国人每人一两，加上利息总共9.82亿两。“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代表清政府签定条约的李鸿章随后因胃血管破裂吐血而死，外国联军撤出了京城，慈禧和她劫持的光绪帝从西安回京。表面上看，中华帝国这条大鱼终于度过了新旧世纪交替时节最干涸的日子，恢复了一线生机。一切又歌舞升平，为筹措《辛丑条约》巨额赔款的彩票发行在全国掀起热潮，其中花会彩票中头彩者可以选名妓，如妓女中彩可以“赎身从良”；麻将开始流行，上至内廷，下至外府，再扩及全民，无日无夜不麻将；“公费出国”首开先河，考察归来的官员们“逢人则侈言各国之淫糜逸乐，而于男女之事，尤津津乐道……”

这个时候的武汉怎么样呢?

武汉是以百业发展的兴旺进入20世纪的。1898年，张之洞饬令江汉关道开办汉口商务公所，将湖北各种土特产和人工制品集中起来加以陈列，这是近代中国较早开办商品赛会的开端。随后，在张之洞的督导之下，坐落在武昌兰陵街的两湖劝业场建造完成。场分三所，一所陈列湖北各种手工制造品，一所陈列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一所陈列两湖地区土特产。还设有南北两场，每场设房79间，前后摆摊42处，“专售国货”，“以广招徕”。1909年在武昌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申报》报道，“武汉劝业奖进会开办，设武昌平湖门外乙丙两栈，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士民人等购入场券进会游览，每人须铜元三枚。”当时官方评价是“我华万国博览会之起点”，学界公认是中国最早的并较为正规的地方商品博览会。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最近说，当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在向全世界展现时，要知道中华万国博览会起点在武汉。

1906年至1911年间《申报》还报道：汉口燮昌火柴厂公司地址与日本租界相接，日本人要扩地收买，遂于后城新辟马路地方另造厂房；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开收股份，自来水管及水塔刻已修造竣工，各街巷水管均通行无阻；汉口华界后城改修马路后，由周太守面恳江汉关道桑铁珊观察添人力车一百辆；川汉铁路购地局业于鄂省新南门（中和门）外设立；鄂省留学日本各学堂毕业生现已陆续回国，择其学有根底者即行录用；华商赛马会每礼拜日在后城马路外韩家墩地方策马比胜；汉口商董宋炜臣、蔡辅卿等，刻集同志组成商团益智会，以营业余暇研究各种实学；汉口妓院林立，各龟奴设立会馆，曰清香堂。其龟董总持曰何银山，凡六十三家堂班有事，皆龟董出而任之……从中可见，武汉特别是汉口当时初显现代文明曙光，用上了自来水和电灯……

特别令武汉自豪的是，在京汉铁路全线还未修成之前的1903年，汉口玉带门至谌家矶一段就率先通车。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段长23.5公里的铁路实际上相当于市内轻轨交通，汉口市民能够以火车代步，穿行于硚口与谌家矶之间。后城及后湖一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了马路和工厂，城域面积得以拓展；各种新式学校不断开办；跑马场、商品展会及妓院争相出现。成长起来的汉口使武汉真正鼎足成三镇，“这种以‘三镇’为二级社区单元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只有一座。”（武汉大学教授张在元语）

同时，历史上各有隶属的三镇，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需求而趋向一体化。英国《环球》1911年10月21日介绍：“三镇中，汉阳是工业基地，这里有张之洞经营多年的近代化企业——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武昌是中国政治、军事重地，清政府的湖广总督府和驻军都在武昌；汉口则是经济贸易中心。有火车站、高尔夫球场、租界。”英国人丁格尔在其《徒步穿越中国》一书中写道，站在黄鹤楼上，“我能看到河对岸汉阳钢铁厂冒出来的阵阵浓烟。汉阳还有一个兵工厂，那里每天生产一百支毛瑟枪，我认为，汉阳钢铁厂是中国惟一的轧钢厂。”有位外国领事看到烟囱林立的汉阳工业区后说道：“这个非常的国家的一个非常事件，是行将完成的巨大钢铁厂和兵工厂。”1905年，驻汉日本领事小野幸吉在病中“背弃医诫”写成《汉口》一书，文中写道“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汉口今为清国要港之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

汉口被称为“东方芝加哥”自此而始，这个别称不论是否美誉，总是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国际知名度。与此同时，因分别兴办铁厂和纺织厂的汉阳和武昌也有了对应的称谓“东方匹兹堡”和“东方曼彻斯特”。武汉的被广泛关注成为事实。如20世纪初叶湖北留日学生所言：“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湖北作为“吾国最重最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著之场”，而“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

英国《环球》1911年10月28日登出一张好像第一次从空中拍摄的武汉三镇俯视图，注文似乎过于溢美：“最近出版的爱德加·杰尔先生的著作《中国十八行省》中关于‘汉口’的那个章节引人入胜。他描述了1130年前后宋朝皇帝是怎样将汉口这个早已闻名遐迩的城镇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奢华淫靡的城市的。他说，我们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一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里听到这个城市的种种。马可·波罗称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高贵最杰出的城市，并留下关于这个城市的形象描述：市内有一条3英里长的碎石路，路下铺着下水管道，路中央宽达20英尺，路两边各有10英尺宽的马路，街上行驶着能载6个人的马车。就这点看，马可·波罗认为它胜过欧洲。镇中有一个小湖，湖的周围是那些达官贵人美轮美奂的宫殿和豪宅。岸上有许多大寺院。湖中有两个小岛，每个小岛上都矗立着一个如同宫殿般宏伟、气派的大厦，人们常常在其中一个如宫殿般的旅馆内举行婚宴或进行娱乐活动。宋朝时，这里的中国基督教们有一个教堂。元朝推翻宋朝以后，汉口地区基督教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一般认为汉口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才析出的一块地方，但这么重大的事件史籍未见记载。此前的公元1130年南宋时期根本没有汉口，那么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是否武昌？以汉口代指全武汉是常见的事，如盖有1905年10月20日丹麦哥本哈根邮戳的明信片上就把武昌洪山宝塔写成“汉口红山宝塔”。马可·波罗这个人物的存在是有争议的，即使真有其人，据记载他的行程里似乎没有湖北，更不可能到过汉口了。

如果要评定本世纪之初的中国，哪座城市堪称“黑马”、关注度最高，恐怕很难众口一词，或有待下世纪的人来作评说。但是，上世纪之初的汉口，肯定是全国最具活力的、也是最受国内外关注的新兴城市。德国记者王安娜评价说：“进入19世纪以后，汉口被列强视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加以建设，现代化的大厦与银行，巨大的仓库，那些有美丽花园的别墅和高级旅馆，都是汉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不管什么时候看上去，汉口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中国城市，不如说是国际性的都会。”

陈述这些是要说明，面对辛亥革命这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机遇，武汉从各方面都准备好了。

一只靴子踩着两块石头

一百年前，即公元1911年，“武汉”这个词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概念，它是被水分割的三座城池。关于它们的城域地图，此前只分别有汉阳府志图、武昌江岸图和湖北汉口镇街道图等，连绾三镇的比较详细的地图终于在宣统年间出现，这是一幅《武汉城镇合图》。这幅线条精细的黑白图第一次完整地描绘了鼎足而立的那时三镇：武昌似乎独当一面，城的大小看上去是汉阳的五六倍，大致还方方正正，周边有明洪武四年（1371年）即扩城辟出的9个城门，横亘中央的蛇山把城分为南北，老百姓习称山前山后。城北街道较密，城东南还有大片空地，为湖泊水田。较堂皇的是城中之城——明江夏侯周德兴监修的楚王府；江那边的蕞尔小城汉阳，有5个城门，城内仅一条横街，城北多山——凤凰山和龟山，散布着一些庙观；而汉口的范围则比武昌汉阳的总和还大，像一只巨大的靴子踩着大小不一的两块石头。汉口一名虽早在公元501年即已有之：南齐萧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城”之说，后有“汉口堡”、“夏口水驿”之称，原来纳入《汉阳府志》其舆图中。清同治元年始设汉口同知署，至1864年筑城，开设7门3闸，10多年后就有了第一幅属于它的雏形地图。不久督鄂的张之洞请设夏口抚民府（旋改为直隶厅），它迅速发展，已然超过了府城汉阳和省城武昌，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发户”。

一幅《武汉城镇合图》让我们产生这样的联想，武汉武汉，武昌与汉阳汉口的合称也。这就容易让人觉得汉阳与汉口的关系更接近一些，它们同据江北，有汉水相连，与武昌共为大江所隔。再则，汉口孕育于汉阳，可谓血缘更亲。如果把武汉三镇比作三兄弟，武昌是老大，汉口和汉阳则是双胞胎弟弟，长相和习性更近，连名字也共用了一字，取得随便，如俗称的大毛二毛。三镇里面的差异，确有难尽之言。

《武汉城镇合图》之前倒有几幅有关三镇的全貌图，如明末清初的《江汉揽胜图》，传为大画家仇英所绘，现藏于武汉市博物馆；还有《武汉三镇浮雕图（1748年）》，是湖南芷江县天后宫门坊的青石浮雕；《清军布防图（1854年）》，原藏于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为武昌清军与汉阳“贼营”的对峙分布图。最显气势的是《湖北武汉全图（1876年）》，这是绘画式地图时期的代表作，颇具立体画面感，更形象直观地展示了武汉三镇，值得现代人仔细品读。另有一幅“光绪二年仲夏月上浣刊”的原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湖北武汉全图》彩图，由汉口海云垒画馆所绘，与《江汉揽胜图》有些相似，都是鸟瞰图，站在一个意念的高度，描绘城垣盛况和商埠胜景，更像一幅武汉名胜图。

我们的感觉是，汉口的地位正大幅提升，如果说光绪初年的武汉三镇俨然中世纪的三座城堡，壁垒森严。汉口则较少封建积垢，不拘于规整，更具开放性。尽管它有平地而起的年轻的城墙，开辟了玉带河通达的7门3闸。城内除了密集的房子，还有后湖大片空地，可供公众作各种户外活动。而临河那一边是人气麇集的码头，临江那一面则是较为整齐的租界区，江上行船有冒烟的火轮。按教科书上的说法，“半殖民地色彩”十分浓厚。汉口暴发户式的发展劲头，为汉阳、武昌所远远不及。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武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城市格局，不过现实情况肯定比之美术作品式的地图要混乱、破败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