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倒，把它从制度上彻底废除。武昌首义后诞生的《鄂州约法》破天荒地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从条约上把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变化——尽管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君权地位的消失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同时，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的还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解放。朱峙三的辛亥年腊月十四（1912年2月1日）日记中写道：“晤熟人丁厚余，彼一见问予‘在革’否？近时流行语，如曰‘在革’，系老同志，前参加共进会者。曰‘满政’，称清政府也。曰‘推倒’即颠覆之义。指已做过官吏者为‘满奴’或‘官僚派’。曰‘遭打击’，曰‘讨论问题’等等名词。”还有“革命”、“同志”这些词语大大流行开来，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林伯渠在四川参加过辛亥革命保路运动，这是他1941年10月10日在延安发表《荏苒三十年》中的话。
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在第九章开篇写道：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位蜚声论坛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像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中华民国的“双旗”即“九角十八星旗”和“五色旗”飘扬了十七年。“辛亥革命”是一个崭新的专有名词，较早即出现于民初。高劳在1911年及次年《东方杂志》发表两篇革命大事记，犹未明言“辛亥革命”。后加以扩充，编为《辛亥革命史》出版。1912年6月，署名为渤海寿臣者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这是较早见载“辛亥革命”一词。同年还出现廖少游（宇春）编辑（署名草莽余生）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以上所著只大致划出了“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对其内涵缺乏进一步的解释。
“辛亥革命”一词在民初使用并不广泛，报章和政府公文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孙中山直到1918年3月18日，在致头山满、犬养毅的信中，辛亥与革命两词的距离才比较接近。信曰：“文奔走革命二十余年，迄于辛亥，始得有成。”犹未明言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博物馆何广发现，“辛亥革命”名称较早出自毛泽东笔下：1919年8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发表于《湘江评论》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
从此，“辛亥革命”一词喷薄而出，广行天下。如1921年梁启超发表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陈独秀撰写的《辛亥革命与国民党》……1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取得中央政权之际，明确提出“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的口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稔知，遂成流行语，以迄于今。
一场革命刚刚过去，百年功过后人评说。关于辛亥革命，因为它离我们时间较近，又是国共两党诞生之前发生的，并都对之予以充分肯定，故积累了非常宏富的历史资料。这里面的内容值得探讨的很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因历史的原因还有些曲折。
63.百年著述留史料
一部二十四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止明朝崇祯十七年，被历朝历代纳为“正史”。后又把《新元史》、《清史稿》列入其中，则形成了“二十六史”。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新的朝代，其历史的撰述几乎从它一诞生就开始了。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即有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问世；1912年则有渤海寿民辑录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天笑生所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孝成编著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等刊行。1912年3月17日，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即呈请孙中山咨参议院设立国史院，指出“不有信史，何以昆耀宇内，昭示未来”，国史院应予独立，不受干涉，“使秉笔者据事直书，无拘牵顾忌之嫌”。英雄所见略同，黎元洪亦在民国之初组织编写了《武汉战纪初稿》，该书分上下册，四万余字，专记“辛亥年八月武昌首义日起、至十二月民国统一日止、关于武汉一方面战争情况”，侧重于军事史，而内政外交和与战争无涉者不记。
武昌首义参与者的著述十分活跃。民国创立之初，就有龚霞初《武昌两日记》、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查光佛《武汉阳秋》问世，均系私人写作，毕竟见闻有限，难免不实未尽之处。鉴于武昌起义及之前的革命秘密工作以及之后的阳夏战役，事迹繁多，均无翔实的记载。孙武、张振武等人发起用革命史馆名义作广博的史料征求。饶汉祥在核阅呈文时提出，湖北不是中央，用史馆名义不甚妥恰，遂将史字改为实录二字。他们向在汉的国家副元首呈文如下：
“副总统钧鉴。敬禀者，窃维汤武革命，开环球肇治之先；周召共和，作区夏大同之始，史书所载，亘古为昭。乃勋名既启乎椎轮，而事业遽终于发轫。称天而治，臣妾亿兆者三千年；帝制自为，贻毒八方者二十纪。武昌首义，诸州景从。廓尽胡氛，解除苛政。易专制为民主，进独断为共和，以三月未竟之时间，建亘古无前之盛业，较其勋绩，发皇与法美齐驱；溯厥由来，彪炳与商周竞美。一时豪杰投袂奋兴，或奔走外洋，或号召同志，或毁家纾难，或捐躯效忠；共集大勋，以有今日。披世界旁行之史，列强无此丰功；览神州疏仡之编；前古无兹伟绩，听其湮没，不予表扬，非但无以彰副总统之盛德，亦无以餍全世界之人心。伏维国家之盛强，端赖忠义之奋发；忠义之奋发，资乎文字之鼓吹，纵横今古，莫不皆然。一代龙兴，人文虎变。而况乎轫亚洲第一共和之国，建中国万年有道之基。甲胄躬亲，河山手定者乎!近者止戈偃武，治定功成。开馆储贤，从事撰述，编成国史，昭示将来。事关至要，时不可缓。惟设局伊始，需款筹办，公乞副总统饬财政局拨款一万元，以为开办开国革命实录馆经费。并请详中央政府立案。俟举定职员，延聘通儒，再行预算每月经常费用，汇请呈报，以备查核。庶几名山事业，与旌常日门以常新：缔造艰难，为奕世后昆所共凛。伏乞核准施行。
发起人孙武、邓玉麟、陈宏诰、谢石钦、高振霄、陈人杰，牟鸿勋、蔡济民、甘绩熙、刘长庚、苏成章、邢伯谦、高固群、胡祖舜。”
6月16日，“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兼鄂都督黎”发布文状：“前据孙武张振武等呈请设立湖北文史馆编修革命实录业经本都督核准立案在卷兹复据公呈举定谢石钦为正馆长苏成章为副馆长……”湖北革命实录馆正式成立。前《江汉日报》主编姜旭溟等为编修，新闻界人士牟鸿勋、向炳昆、梅宝玑、张樾、郑江灏、胡石庵、姜元斌、覃达方、范腾霄、丁笏堂、黄季刚、伍盘照等列入调查员名录，拟编撰《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谢石钦是随县人，早年毕业于湖北法官养成所，共进会员。起义后任军政府顾问和各部总稽查。后任过湖北实业厅长、教育会长等职。革命实录馆以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馆为馆址，（一说于是年秋间在汉口歆生路前花楼口设立机关）至1913年8月，共搜集集体和个人所撰史料五百余件，还编出武昌起义史料长编共八册。当年“二次革命”败北，北京成立的稽勋局也被袁世凯撤消，局长冯自由被捕下狱，湖北革命实录馆当然难以为继。黎元洪认为“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决定取消湖北革命实录馆，命令该馆所征集之档案资料，交湖北都督府“转咨中央采择”。谢石钦拒不执行，“奉职无状，即归田里。”这批档案资料亦不知下落。1956年谢石钦去世后，其家人将所藏捐献出来，交给武汉文史馆。湖北省政协随之委托贺觉非将这些资料接管研究。这些资料一部分后来交给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一部分被有关人士分别捐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武汉市档案馆；还有部分散失。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而将其汇集三家所藏纂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汇编》正式出版。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3卷本，共分四编，读之甚感前辈们的态度认真，记载详实。虽然遗漏不少，如日知会、共进会史实仍付缺如；不少人物事略系“攘臂言功之作”，或许有夸大渲染之处，但这种当时的记载总体来说非常难得，堪称原原本本。令人感动的是，先贤们出生入死投身革命，又以幸存者的珍惜之心，及时地记录历史，为后世留下这笔宝贵遗产。阅读中常常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旗飘飘》，那些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于解放初期的口述实录，也是同出于虔诚，为不同主题的传统教育之浩大工程。
抗战前的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代表作有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曹亚伯是阳新人，日知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多年，曾有为“二次革命”筹款之功。他隐居昆山时，将多年所藏“日知会”文书笔记及武昌首义一切文告、函电等写成此书，于1930年出版，由中华书局代为发行。后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意见，本书刚出版就被销毁，流传极少。1982年，上海书店据原本影印发行，供研究者参考。这本书“图文并茂”，开篇有语：“革命天性之慈悲而为世人除凶暴求平等之事业也予生八岁闻屠人语中国人有辫乃降服外国人之表志方今皇帝即外国人予闻之愤甚谓中国人不应许外人作皇帝谨记之……”可以想见，时人对满清视同“外寇入侵”并充满亡国奴之愤恨，这是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张难先避居歌乐山以写稿为乐事，适时周围有诸多辛亥同仁。“其有疑问，就近请教于居公觉生、熊公载干、蔡公希圣、邹公海滨、孔公雯掀、张公怀九、李公廉方、彭公临九、李公书城、孙公铁人等；并承张公溥泉、冯公自由，及历史学者郭量宇、沈刚伯、余景陶三先生，指示大意，而拙录初稿，始获蒇事。”“维兹事体大，余一人之知识有限；加之时丁国难，故旧离索，求其详搜靡遗，非势所许。敬恳本省同志，郑重乡邦文献，随时赐教，余当敬谨接受，遵改遵加者也。”众人拾柴火焰高，《湖北革命知之录》、《湖北丙午党狱汇纪》集合众人智能结集出版散发，最后由章开沅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之十一收辑出版。辛亥革命早已铸入了张难先的灵魂，他一生都在吃这一碗现饭。“此为本书第四次稿也。每次稿成，同志之记录仍有来者，因再三据以增改。至四次，则来者希矣，非资料搜尽也，能搜者只限于可以通讯之处。至沦陷区域，及通讯地址不明者，则无从访问，殊为遗恨。惟所搜资料，皆当时参加首义之同志所供给，大体比较确实。”然而，作为当事人，又有众多襄助，张难先仍有“甚多令人索解之处”：
一、武昌地方，四面受敌，当时全国人士，俱认不宜发难，何以公然发难，并且成功。
二、几个政府所忽视，社会所菲薄之士兵（当时学生参加者亦不少然主力仍在士兵），何以竟成此有史以来之奇迹。
三、如此艰巨伟大事业，何以秘密运动，仅费五千八百元之财力，即奏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效。
四、几个乡村无文采，寡见闻，少声气之士兵群众，武昌首义，何以竟倾动世界之文明大国，一致赞美，严守中立。
五、八月十六日事泄，领导人物，全体出亡，何以仅寥寥之下级干部，于雷霆万钧之下，一反手而举其事。并且不扰市民，不费约束，人自为战，动协机宜。
六、武昌光复，党魁出亡，其在省之党人缙绅，有猎都督之资格者为数尚多，何以俱谦让未遑，毫无争督之事。
七、湖北历来团体，曰科学补习所、曰日知会、曰群治学社、曰益智社、曰兰友社、曰文学社等等，多数名称，毫无革命之表示，何以其结果竟致推翻满清。
八、和议告成，政府成立，何以当事党人，视禄位若敝屣，袁世凯屡电不至，或至亦望望然去之，极少热中富贵者。
以上八点，实际上提出了八大选题，也足以“供好学深思之君子考鉴”一辈子。
抗战胜利后有一个辛亥革命撰述的高峰期。京山人李廉方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纪》，最早的版本也是竖版，宣纸印刷，翻动一下就担心它脆变损坏。李廉方从事革命始于花园山聚会，堪称元老，后任湖北通志馆副馆长。此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序于武昌省府勤政楼”，曰：“先生自最初秘密策动及首义以来效命驰驱皆躬与其事乃荟萃群言博咨故老囊括全局贯穿始终勒成一编。”“余维辛亥之役鄂人伸海内之公愤犯天下之至难捐头颅耗资产卒用有成功又幸兹书之成足以信今而示后俾当日谋夫志士之烈不随烟埃散灭。”还有一本薄薄的单行本《辛亥首义开国史迹》，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始版，一年后出至五版，印刷者为武昌后长街59号的“久华印书馆”，发行者为“辛亥首义铁血伤军委员会”，推销处亦在武昌首义公园第15号。书名为“蔡新荣敬题”，上盖私章。书共十来页，分“首义总动员计划”、“首义机关被破获”、“满奴会审三烈士”、“彭刘杨三烈士传”四编，可能是个普及性读本，罗列的赞助者竟有129人，那是辛亥志士的一次名录总汇，也是他们在首义之城武汉的最后一次大团圆，堪称挽歌一曲。此后各奔东西，陆海两隔……
解放后的1954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蔡寄鸥的《鄂州血史》，一本是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蔡寄鸥在《大江报》、《大汉报》、《民心报》、《中华民国公报》等社都做过记者编辑。“当时的党人的行动与政治的变迁,一切事迹，我都曾身临其境，所闻所见，都有实地的记述。”这个时候来写回忆录，蔡寄鸥已有近40本书目可作参考，但他与时俱进，难免开始掺杂阶级观点：“它的确是失败了。在于它的本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自然容易失败。”“虽然不算成功，但是就个人之革命事业而言，成仁就是成功。因为各个人流血前驱，少不得有同志们踏着血迹，奋勇的前进。一次不成功，而最后终是会成功的。”
沔阳人杨玉如写《辛亥革命先著记》时已经77岁，“因思辛亥旧侣，大都物故；武昌首义，早成陈迹。念及当年革命成败，辄不禁感慨系之。”他在序跋中说，“吾人叙述辛亥革命与武昌首义，只应考核事迹的真伪，据实写出，让后人去评价。不必分析人才的优劣与事业的成败，一时遽加褒贬。”“任重道远，其中起伏更迭，势所难免。所以我们只要民国不变为帝国，民主不变为君主，辛亥革命就算不得失败。即或形式上失败了，而辛亥革命精神上可算得永远成功。”对辛亥革命不必过为夸张，亦不必过事贬抑。“是辛亥革命为期虽甫及一年，而植根则固于千载。庄生云：‘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亶其然乎？”“阅是书者，果从中得知辛亥革命之血，并非白流；旧民主主义革命确为中国革命过程中之重要步骤；知武昌首义乃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之始，认辛亥旧侣亦有执殳前驱之势，实为幸甚。”
1957年，对辛亥革命史卓有研究的华中师院一附中教员贺觉非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当阳草埠湖劳动。贺觉非比武昌首义大一岁，主持编著过《辛亥首义回忆录》和《辛亥首义人物传》等，是一位自觉的民间辛亥革命史研究者，采访过许多辛亥革命老人。约在1980年，贺老与冯天瑜结成忘年交，开始辛亥首义研究的合作与交接，两年后贺老作古，《辛亥武昌首义史》一书由冯天瑜完成，于1985年以贺觉非为第一署名、冯天瑜为第二署名出版。冯天瑜说，“贺先生交给我的他手撰的种种笔记，大都纸质粗劣，有的竟是60年代的香烟盒，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甚难辨识。”可以想象，打成右派，工资减半，老伴又没有收入，手头拮据的贺老就得到处捡废纸和烟盒纸，以记下采访的内容。反右时挨批斗、文革时抄家，别的都不担心，就怕这些手写的资料丢失。这种精神近乎于痴迷。文品乃人品，冯天瑜永远追怀贺觉非。认为“这位诚挚勤勉、放达乐观的老人以心血投入的武昌首义资料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以其切实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必将随同辛亥首义这一光辉的史事一同为后人所纪念。”
说不尽的满清，道不完的民国。辛亥革命史一直是国际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末以前，国际辛亥革命史讲坛一直被国外或台湾学者垄断，大陆学者虚以缺席。1976年，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等开始编写《辛亥革命史》，这本三卷120万字的长篇巨著于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出版，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10年以后，又有120万字的《辛亥革命辞典》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学者在辛亥革命领域具有领先水平。“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章开沅认为，80年代除了大量当事人的“史记”，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史著、著述和论文就更多了。严昌洪曾将历年来全国所出版、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文章名录专门编成了一本厚厚的书，叫《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也就是说，这些书目所列的书若堆积起来将是汗牛充栋。
64.中华民族近代第一次崛起
1979年初版《辞海》对“辛亥革命”作了较早的界定：“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利益，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窃据了政权，革命遂告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和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这一权威的概念框定了辛亥革命几十年。
过去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存在“既定观念”的。主要是“以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至于对辛亥革命的比较公式化的看法很多，一般是这样表述的：“尽管辛亥革命最后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舆论先声作用和思想启迪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起到了借鉴作用。辛亥首义是辛亥革命的序幕和重头戏，其革命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是值得缅怀歌颂的。”“失败论”和“局限论”，一直就是压在辛亥革命头上的两座大石头，其结论较多地归之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因为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所以对辛亥革命有既胜利了又失败了的评说。对此，徐梁伯在《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所撰“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一文，从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目标——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是否完成、运动是否形成积极成果、运动的积极成果是否得到发展和深化的理论界定出发，认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推翻腐朽专制的满清王朝，为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败。
近查资料，1946年“双十节”国民政府的标语口号就这样表明：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这么说来，辛亥革命失败论可以完全推翻。
2001年即辛亥革命90周年，中共领导人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是这样的：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最新的评价，淡化了阶级分析的学说，颠覆了以往“资产阶级革命”的界定，尝试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定位。
过了5年，胡锦涛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话，把辛亥革命称为中国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三次崛起的第一次，后面的两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最新的口径，比较能为世界所认同，它至少能说明百年之前，我们的“国体”并不落后，我们的“觉醒”并不算晚。辛亥革命为之所作的建树功不可没。
近年的史学界、思想界日渐活跃，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更有新意。冯天瑜在为一本书作序时这样评说：
两千多年前的《易传》即对革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经典的表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而，从秦汉至明清，历次革命其间虽不乏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改良更张内容，但专制帝制却一以贯之，不过发生了嬴秦到刘汉、杨隋到李唐、赵宋代柴周之类的改朝换代。时至20世纪初叶，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环境中，由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方突破中国古史的朝代更迭轨迹，结束延绵久远的专制帝制，在东亚大陆建立起民主共和体制（当然还是很不完善的）。自此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在这一意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是空前的，值得歌之颂之、咏之怀之。
本土的评论者当然对辛亥革命有点爱屋及乌心理，《长江日报》上这一段评论让人感到百年之后，一种对自己城市认知的前所未有的共同醒悟悄然形成：
将首义文化放置于城市历史文化的长卷，我们将看到它的更大内涵和外延，它是城市历史文化延续性发展的高峰，是武汉在中国版图中地位提升的一个突破性进程，是中国追寻现代化以及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并将继续在中国及武汉的现代化征程中发挥精神感召的强大作用。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一个革命事件，更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武汉是中国早期工业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是中国乃至亚洲穿透封建专制的黑暗，迎来现代民主与共和的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思想是无禁区可言的，只要尊重客观历史，不以成见定是非，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可以实事求是作一番没有止境的探讨。
65.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首先让我们从定义上廓清什么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发生在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第78个辛亥年的革命，当时的正规年号称谓应该是宣统三年，但是，由于汉族人对“满清”骨子里的不承认，一般都习惯以传统的天干地支指事，如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等。武昌首义成功的10月11日黎元洪发布文告，改行黄帝历纪年，为“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创立民国是公历1911年，确定年号时，既不用辛亥年，也不用1911年，却改行的是黄帝纪元，为什么？这并非要恢复黄帝，而是要恢复自信。因为满族200多年的入侵，对汉民族来说自尊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以致非常沮丧。那么革命爆发成功了，新的中国诞生了，要恢复民族自信心了，就要告诉那些有的只一百多年历史的帝国主义列强，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在这个时候为中国及世界提供了一个文化坐标，这种意义非同一般。（余秋雨语）
早在民国四年，中华书局就印行了日本人稻叶君山原著的《清朝全史》，此书弁言：“本年四月出版东瀛啧啧风行一时著者博采覃思阅十余岁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吾国清史尚在编纂亟为移译饷我学人……”该书下册第八十四章第三节“武汉之革命”，以500余字写的就是“辛亥革命”。西方史学家多把辛亥革命翻译成“1911年之革命”，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暨“1911年的大起义”。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可以跟武昌首义划等号，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就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这两个半月的事，或者界定到1911年12月1日停战协议签定。当然，革命究竟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并产生较长的余波——那就是广义的辛亥革命范畴了，也不是以“辛亥”一个年号可以界限的了。
武昌首义在辛亥革命（广义的）中的作用以及地位问题，以往的很多书都叙述得比较简略，还存在前后不尽相同的看法。
如上述《辞海》中“辛亥革命”具体事件的论述，从“1894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而“武昌起义爆发”一笔带过，把它仅仅看作全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
陈启夫的《中华民国开国与武昌首义》开篇写道：“近年有人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从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开始写起，而追叙武昌首义非常简略，完全不提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未免抹煞史实。”“台湾国史馆编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民国纪元断代分为前篇与正篇，将武昌首义列入前篇之尾，而不列入正篇之首，不免割断了武昌首义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前后紧接发展的密切联系，有了武昌首义的军政府，才继续发展为南京临时政府。由武昌首义到各省响应，经过八十三日的发展，始由各省代表联合会，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原拟设于武昌，故各省代表会于辛亥阴历十月初十至十三日在汉口集会，议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因汉阳失守与南京光复，乃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如果仍照原议，设临时政府于武昌，则不会使人误解临时政府与武昌首义截然无关。如果南京临时政府仍用黄帝纪元，则武昌首义与南京政府成立，同在辛亥一年，前后密切相接，也不易发生割裂的误解了。”
陈启夫列举了四条理由，认为“以上各点史实看来，可证中华民国开国，实始于民国纪元前一年十月十日之武昌首义，而非始于民国元年元旦之南京临时政府”。说明史家们对许多历史问题是有争议的，也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海峡两岸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都有对武昌首义不甚彰显的地方。
再谈谈辛亥革命的断代问题。
由皮明庥、张笃勤等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简志从1904年记事，是因为这一年科学补习所的成立。而198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刘望龄编著）则从1905年开始，缘于这一年孙文到日本，“开始筹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辛亥革命的断代确有不同看法，起于何时，止于何时？有多种版本。一般的学术著作，都以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所筹备成立作为辛亥革命史的起点。
同盟会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和个人在日本结成的“同盟”，他们的代表人物孙文、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田桐、吴春旸等从各地汇聚，具有全国意义。以此为断代确有道理。但若追溯历史，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谢缵泰等在香港成立的“辅仁文社”。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中写道：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892年3月13日正式设总部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比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火鲁鲁埠成立的兴中会要早。两会于1895年2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而“伯理玺天德”总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惜杨氏早死——1901年1月10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唐德刚的考证和说法暂且存档。仅从时间顺序上看，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前，香港有早于兴中会的“辅仁文社”，大陆有湖南的华兴会（1904年2月）、湖北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和上海的光复会（1904年11月）。再说，在中国同盟会之前还有欧洲同盟会，仅以在日本的同盟会为坐标确定辛亥革命的起点，恐怕不是最科学的。
《近代中国历程》一书“大事日志”列举新世纪第一件大事即1901年9月15日“谢缵泰、洪全福等谋划粤起事，成功后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辅仁文社首领谢缵泰联络太平天国瑛王洪全福（洪秀全族侄）举行的“壬寅广州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唐德刚曾如此概括：“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广义地说的辛亥革命（1890年—1912年）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狭义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如此而已。”
不妨这么大略地断代，新的20世纪的到来就是“辛亥革命”的开始，而武昌首义就是辛亥革命的高潮，也是这场革命的基本结束。而就这场革命的实质或核心意义而言，以首次提出“革命排满”口号的科学补习所在湖北的成立为标志作为辛亥革命的正式开端是符合历史的，尽管它可能会是有争议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辛亥革命的原生地，思索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并分析它为什么能够一举成功，或许会同意这种意见。
66.武昌首义的必然成功
1911年4月，由孙文、黄兴倾尽人力、财力、物力所精心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清政府扑灭。革命党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孙文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的支持者们认为，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再组织新一轮的有效反抗。当时，在国内外的大多数人看来，清王朝的力量远比它的反对派更加成熟、坚韧和强大，皇权尽管日渐衰弱，但仍然稳如泰山，帝制尽管千疮百孔，但仍然坚不可摧。的确，就连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没有发现帝国将在半年之内走向灭亡的明显征象。然而，仅仅过了五个月，不可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湖北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关于武昌首义为什么能够成功，也存在诸多说法。
武昌首义，克集大勋。几乎一致认为行险侥幸，凭藉外在影响而成功。或谓由于广州黄花岗之役所激发，或谓由于四川铁路国有风潮所鼓荡，或谓由于上海中部同盟会之领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这样写道：“……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既然伟人都这么认为，那么平常人呢？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也说，假设当时瑞澂不逃、张彪不走，还有部队能坚持的话，这次革命不一定能成功。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足以让不明究竟的人信以为真。近期台湾《湖北文献》载，沔阳人汤行健1906年入新军三十一标一营左队充正兵，曾参加日知会。“二次革命”被王占元所捕后，于1918年在狱中写下遗书：“故我说此事，今日尤不能无疑者，以党中人数多，然实无一大经纶、大计划之人才，开天辟地之大事业，此何等事？乃以儿戏成之。征诸历史上之往绩，殊非成例。仍轰然一声，虏廷遂倒。意者人心思汉，天夺虏魄欤！”
崇天意而非人事，本身就是革命党人的妄自菲薄。
冯天瑜较早就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评论者说，武昌首义成功，是由于湖北新军‘先声夺人’、‘成于意外’；有的评论者则仅仅将其归结为湖北地处形胜。但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如下现象——武昌起义吸引了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起义后的湖北军民又有实力抗击精锐的北洋军的讨伐……总之，认真考查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里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时到如今，有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正本清源，提出武昌首义基本上是由湖广人独立自主的观点，以供各界商榷。
一般公认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是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大而言之这是不错的。但事实上和实践过程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它可能如费正清所认为的，“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革命的主体则是湖广人。
一、创新的革命思路很多专家论证，同盟会的产生与湖北人的促进有关。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前的当年春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了欧洲同盟会，这是湖北留学生全力促成的。1903年张之洞兼署两江总督一年多时间，湖广总督曾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他们与湖北学政梁鼎芬共谋釜底抽薪之策，将花园山聚会人员调虎离山，把这些年轻人打发到远远的欧洲，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他们于1903年冬天登上欧罗巴大陆，即世界民主共和的摇篮。张之洞们哪能料到，这批“以绝后患”的人竟然远远地成了孙文的“援军”。1904年冬天，在德国的朱和中得知孙文在伦敦已是囊空如洗，需要接济，即筹集1200马克电汇给他，并邀请他来欧洲大陆。孙文有了这一笔接济，又有了这一批崇拜者，无异于雪中得炭。转眼到了1905年初，朱和中与留学比利时的贺之才、李蕃昌等20余人在布鲁塞尔迎接了孙文的到来。孙文在罗兰多福街39号朱和中的寓所逗留了12天（一说住在胡秉柯家），与大清国这些官费留学生们聚会时，对于湖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搞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里的那一套颇不以为然，认定“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还是坚持他的以联络会党搞暴动的革命策略。朱和中们对这位导师的崇拜有所动摇，起而与之争论，且异常激烈。朱和中们坚持的观点是，“革命本身乃是最高深的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原因是知识分子还未投入革命。”这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处，回顾过去的失败，孙文不得不承认国内来的人说得有道理。这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讨论具有重要意义，孙文终于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转变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同时产生了组建“革命党”的想法，与30余名湖北留学生组成“欧洲同盟会”，改变了孙文长期在海外形单影只的状况。孙文知道在日本的留学生更多，就带着新的思想、新的眼光、新的革命愿景来到日本。
日本学者寺广映雄指出，欧洲同盟会“实际上是以孙文为中心，与湖北出身的革命学生之间热烈讨论的结果，这件事情不仅对兴中会的革命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日后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誓词（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大纲领）和入党方式，“在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几乎是原样照搬过去的”。所以说，这个革命团体“对兴中会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的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否定，确立了新的组织与方法，形成后来中国同盟会这个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方式的基础。”（寺广映雄《关于欧洲同盟会的成立和意义》）
二、鲜明的革命策略孙文1894年在海外成立兴中会，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此基础上，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将革命方略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以两湖人为主体的共进会成立，认为“平均地权”不好懂，把它改为“平均人权”。而1904年成立的湖北科学补习首次提出的“革命排满”口号，更为简明，容易为民众所理解。近阅《伦敦新闻画报》1911年12月9日报道，10月19日，湖北革命军占领宜昌，在街头树起众多旗帜，“革命军复汉排满，保教安民。”表明尽管湖北革命团体都接受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但科学补习所提出的“革命排满”这个口号一直沿用下来。
台湾现代史学家左舜生比较客观地说：“盖中山亦未尝不注意武汉（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派遣法国武官欧几罗赴湖北视察军事之类），可是他从来不曾考虑过武昌可以作为革命起义的地点。盖中山所看中起义的地域，始终不出东南沿海及西南边区一带。……到同盟会后期，则中山不仅无法在日本居留，即南洋一带也不能立足，他的行踪大致以来往于欧美为主，对国内党人在各地活动情况，自不免相当隔膜。”
三、务实的革命路线我们现在不能苛求于前人。早期的革命组织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会党色彩，如孙文参加致公堂，受封为“洪棍（元帅）”，秋瑾加入三合会，拥为“白纸扇（军师）”。所采用的手段也无创新，如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办，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用当前的术语来说，这是搞“恐怖主义”。同盟会已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但实施宗旨依靠的主力还是会党，而会党从反清复明开始到清末已变质，甚至变成了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连孙文后来也对“老朽昏庸”的帮会失望之至。华兴会是黄兴而立之年的成就之事，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结果会党何少卿、郭鹤卿二人露出马脚在湘潭被捕屈打成招，首次武装起义就告流产。光复会于1904年11月正式成立于上海，以秋瑾式的暗杀和武装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
相形之下，湖北革命党人早在1903年花园山聚会时期就弃走“会党路线”，确定并开始实施“抬营主义”，参加军队运动军队，待机而动，这在全国堪称首创，并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革命路线。从共进会成立开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把革命的中心确定在中国内地的长江流域，从而奠定了辛亥革命“中部开花”的格局。不再像先前在沿海地区一个点上搞火山爆发式的突然暴动，而是经过精心策划两湖广大地域板块式地震般的连锁暴动，发动起义的中心很快由长沙转向武汉。
四、坚强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总部名义上仍在东京，主要负责人却不在，事实上已陷于停顿；孙文远在美国，对国内革命鞭长莫及，对武汉情况更不明了。香港有同盟会“统筹部”，自赵声死后由黄兴与胡汉民主持，除黄兴个人在筹谋暗杀李准以外，也一筹莫展；另有“同盟会中部”于1911年8月成立于上海，由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负责，也属于坐而论道者流，还在商定“宣统五年”（1913年）为大举时期。1911年7月18日，孙文在致邓泽如书中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如吴玉章说，同盟会至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后，几乎陷入瓦解状态。
而湖北方面，革命组织屡经挫折，承续不断。名义上的同盟会湖北分会就依附于日知会。特别是自文学社、共进会合流以后，革命党人内部组织已相当紧密，且富有自动精神，已经制定了完整的起义发难计划和相关准备。事实证明，关键时刻，就是本土的革命党人临危不乱，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武昌首义之壮举。
武昌首义，既不是孙文认为的“意外”，也不容曹亚伯的假设。历史作出的结论是，它的成功是必然的，它基本上是湖广人在武汉独立自主完成的一场伟大起义。当时，瑞澂张彪本早已知革命党在武昌起事，八月初九，又接有外务部密电，更证实八月十五起义之说不诬。武汉官厅防范之严密，决不下于张鸣岐、李准之于广州。而党人有把握运用的兵力，既不雄厚；而端方入川，又将可以响应的新军带走一部，其形势相当险恶。假定他们不是平日确有严密的组织和相互间的亲爱精诚，便可能陷于分崩瓦解，各求侥幸；则所谓首义云云，岂不要烟销云散，和以往历次失败的情形完全一样？
左舜生论说过武昌革命成功的基本原因：
夫革命大业艰难险阻，即以国父躬自领导之革命运动而言，尚有十次之失败，岂可认为武昌首义乃行险侥幸而收意外之功乎？况两湖革命志士，远在东京同盟会成立之前即已创立革命机关，播送革命种子，策划革命运动。最早为科学补习所，继之者为武昌日知会，其后演变而有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及最后之文学社、共进会等，名称虽有变更，精神则为一贯，组织日臻严密，范围愈益扩张，力量更趋强大。经过多年之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已拥有引满待发、灭此而朝食之势。当时武汉实具备独自发动伟大革命行动之条件，初不藉外在影响与力量而使然也。
不过，“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章开沅曾分析：
从1911年10月的全国形势来看，革命爆发已经迫在眉睫。……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得极快的有三个地方，亦即任何一地都有可能被历史选定为首义之区。一是四川……另一为上海……其三为武昌，这一地区的起义本来已是万事俱备，只不过由于宝善里炸弹案的意外发生，迫使革命党人提前“冒险而图功”。当这部威武雄壮的史剧揭开帷幕时，观众才发现上场的主角临时变换了人，蒋翊武、刘公、孙武被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替换，品位有别，风韵相异，但大体仍然演的是“排满革命”这个既定的剧情。历史选定了武昌，武昌把握了机遇，首义者淋漓尽致的演出没有辜负新世纪的殷切期望。这不是鸿运当闲的侥幸取胜地，而是10多年冒险犯难历尽艰辛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
最后，仍要强调一下“武昌首义”的提法以及它包含的原因。
“武昌起义”的提法最早出现在起义第三天的1911年10月12日，革命党人发布的《黎都督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为通告事：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雪仇之心，不约而同，……”这说明从起义一开始，湖北革命党人就是以“武昌起义”相称的，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异议。
那么为什么会有“武昌首义”这样的提法呢？它的来历何在？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它应该来自于内，而不是外，即来自于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他们为什么要强调“首义”？其原因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湖北革命党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几乎与后来的民国政权无缘。而许多后来的国民党领导人为了突出自己的历史，利用他们的强势地位，更多地宣传他们参与的全国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起义、易帜、自治等运动，把自己塑造成为辛亥革命的功臣，无形之中武昌起义被降格为辛亥革命的一个普通的部分。处于弱势的湖北革命党人为了突出自己，才不得不强调提出他们是辛亥首义者。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后序》中说，“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正是表现了这种感受。
百年以后，武昌起义仍然需要通过“首”字来强调自己。现在人们心目中的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只有武昌起义才是辛亥革命的唯一的实体代表，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标志。任何史书，说辛亥革命就是说武昌起义，说武昌起义就是说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两者就是一回事。因此武汉是武昌起义的爆发地，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地，而不仅仅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首义）的爆发地。尽管如此，这个“首”字仍可以更鲜明地突出这座城市气壮山河的首创精神及敢为人先的实践经历，同时也专指这座城市在辛亥革命的那场起义，而不被误解为此前或此后有过的其他起义。尽管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武昌首义不是一个确切的表述。但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它可能是更为准确的一种澄清、一种张扬，尤其对武汉这座城市是一种认可、一种嘉勉。
章开沅感言：“首义文化有古老而深远的文化源头，那就是堪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楚文化。楚文化的雄浑壮丽与飘逸玄奇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古代楚人还有一种不甘落后与勇争雄长的‘霸蛮’精神却往往被忽视。庄王所谓‘蜚将冲天，鸣将惊人’，以后被演绎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勇猛坚毅的首创精神。”
“十月十号义旗扬，革命军队起武昌，霹雳一声江汉平，汉口汉阳树汉旌。各省闻风争响应，秦晋滇粤皆反正，江浙联军平金陵，大江川南无膻腥。十七省代表，选举到江宁，元帅黄兴黎元洪，组织政府讨虏廷……”（《中华大纪念》）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由武昌首义而见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我们要更客观地还原历史，回顾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划时代事件，思考它在历史中的分量，为武昌首义中的英雄群体歌功颂德。
十月十日，这是中华民族必须铭记的日子，这“双十”，纵的是铁，横的是血，组成中华民国之门，也是民主人权之门。1911年10月10日，我们的先贤和志士浴血而起，终结了一个残暴的种族歧视王朝和漫长的帝制形式，在亚洲大地上首创了共和政体。为了追忆他们自由的热血和勇气，我们要永远纪念10月10日。
这一个日子，对我们有着无穷无尽的精神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