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暨中华民国的标志性建筑是武昌红楼。堪称城市之幸的是，武昌红楼还在并基本保存原貌。这里被海外赤子称为“民国之门”，凝聚着帝制与共和交替时代的沉重历史。它的醒目之处不仅是“辛亥红”，还飘扬着特有的九角十八星旗。
据说武汉每八个家庭中就有一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武汉三镇当时人口80万，相当于其中有10万人卷入了这场铁血洪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面对强大而凶残的清军，需要更多的人为着胜利而参与抵抗并付出牺牲。武昌首义为共和国的诞生举行了盛大庆典，悲壮的情节成了整座城市的家族记忆。武昌首义作为武汉最宏大最完整最动人的城市故事流传百年，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很多人的家族故事。
200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喻育之120岁生日，其亲属将他16年前的骨灰安葬于九峰山，举行了最后的葬礼。从其女儿喻安澜提供的照片看到，场面令人震撼：喻育之老人的骨灰盒上覆盖的不是党旗而是九角十八星旗。这是他的遗愿，可以想见，这面鲜艳的旗帜在他的生命中飘扬直至永远。
武昌首义是嵌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8幅浮雕之一，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占有一席之地，可谓风流绝代。首义英雄们也列入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碑文、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为了开创共和国，他们手握“汉阳造”、高举九角十八星旗首义于武汉，那以武昌城门为背景的士兵群像定格在半个多世纪前屹立的丰碑上，也作为城雕浮现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心目中。
中华民族近现代的三次崛起，一次是辛亥革命，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三次是改革开放。从城市文化载体角度说，如果后两次崛起分别以北京和深圳为代表的话，武汉无疑是第一次崛起的标志之城。
2010年3月6日“两会”传出消息，由原国民党析出的民革中央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集体提案建议，国共两党在武汉共庆辛亥百年。同时，武汉市政协主席起草的《关于海峡两岸在武汉共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建议》，已获得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支持。另据新华社电，上述建议在海峡对岸引起了共鸣。新党主席郁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大陆方面邀请新党参加纪念活动他乐于率团出席。原亲民党籍民意代表沈智慧表示，非常赞同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想法，建议通过国共两党沟通平台和两岸两会的渠道，就纪念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沟通，形成共识。香港人士、孙中山的侄曾孙孙必达也建议把纪念活动放在武汉。他对《武汉晚报》记者说，将辛亥百年纪念主场放在武汉，我觉得最好！
百年之后，红旗飞扬。武昌红楼和整个首义广场，将出现很多红黑黄相间的九角十八星旗。这是它诞生的地方、第一次高扬的地方，也是浸染过血与火的地方。它是缔造共和的象征，也是辉煌武汉的象征。
59.辛亥遗址遍江城
透过百年风云，让我们收拾旧山河，以历史的名义回首那场伟大的武昌首义，看它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哪些遗迹吧。从中，我们检索到的是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和延续，感受到的是精神力量的萌芽、彰显和传承。
武昌花园山对于辛亥革命来说犹如土地革命之井冈山。由于民间人士的呼吁，原来准备实施旧城改造的昙华林历史街区得以保护。应该说，那里的百年老屋都见证过辛亥革命，不过当时它们都很新很美，不像现在这样老态龙钟。那瑞典教区（1890年）、嘉诺撒武昌圣堂（1888年）、基督教圣诞堂（1870年）、孙茂森花园（1903年）……吴禄贞、刘静庵、胡兰亭、李廉方们何曾没有住过、走过、流连过？日知会旧址是可以确认的，就在位于崇福山街31号的原圣约瑟学堂旧址，那块门上牌匾仍清晰可辨。1938年7月，梁钟汉、殷子衡、张难先、欧阳瑞骅等原日知会骨干会员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此，同时还配套建有碑亭与石牌坊。
武昌的科学补习所、文学社等革命团体机关的旧址基本无迹可寻。阅马场三烈士塑像随着广场建设的不断变化而数易其位，但彭刘杨路路名始终没变。沿路向西南是武昌造船厂，那里原是政治中心湖广都署。1931年,参加过阳夏保卫战的徐源泉率部驻军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瞻仰遗躅，敬佩不忘，惧其日久就湮，且无以阐扬先烈也。爰即故址所在，覆之以亭，就碑阴为文以识之……”将原督署门前街道更名为“三烈士街”，并建“三烈士亭”，亭中立碑，正面刻“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背面刻“创建武昌首义三烈士亭记”。作为辛亥人物，这个徐源泉的军人生涯很失败，投身实业却屡有建树，捐资公益更是不遗余力。新洲仓埠徐源泉为家乡创办的正源中学，那里环境雅致，令人不胜流连。
武昌的宝通寺、洪山宝塔及卓刀泉等，和汉阳的归元寺一样，都应该是辛亥革命遗址。这一片行政区划归属洪山区，已然从郊区变成了中心城区，楼房密集。当年可是青山有幸埋忠骨，1928年前后，一批辛亥革命元勋安寝于武昌伏虎山等地，蔡济民墓由章太炎撰写墓志铭，赞其“军中能以黄陂蔡君为枭，虏帅辟易，江汉以清”。刘静庵墓由张难先撰写墓志铭。刘公灵柩由上海运回武汉也葬于伏虎山。这都是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主持进行的。文革中这些墓未免破坏，1980年代的复建又过于草率，大失原有的庄重。田桐墓在洪山南坡，保存最为完好。1930年国民党曾为田桐举行隆重的党葬，各地代表二万多人参加了葬礼。田桐的死后哀荣还在于，他的墓长期划归军事单位，少受社会冲击，现为某军区幼儿园。那“田梓琴先生墓”碑上的青天白日党徽，被妖魔化为“青面獠牙”的东西竟能历经“文革”多次运动而没砸毁，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武昌首义可以说是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提前引爆的，10月9日这天，孙武正在配制的炸药不小心引燃了，从而使这一共进会机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汉口宝善里和武昌的楚善街一样，命名源于“楚无以为宝，惟以善为宝。”宝善里后来改为楚善里、延安三里。原宝善里14号文革前曾挂牌注明为辛亥革命秘密机关，1982年被认定为共进会旧址纪念地，列为市级文保单位。90年代初这一带仍被拆除，荒了七八年后始盖高楼大厦。2001年在其原址约20米处复原一栋二层楼房，总算聊胜于无，位置即现在的28号，里弄大门坐落在兰陵路51号，离老字号筱桃园不远。这是当年革命团体在汉口设过多处机关的惟一遗存。其他如鸿顺里34号、长清里95号、汉兴里33号等共进会机关，要找到踪迹几无可能。汉口球场路“六大堆”是1913年红十字会和汉口各商团在此建成的公墓，黎元洪题写“铁血精神”和“鄂军起义阵亡诸烈士墓”；1946年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下令汉口市政府立项修葺，题书“辛亥首义烈士墓”碑。1985年，又将汉口单洞门2000具遗骸迁移于此。原“国殇”碑已不知去向。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00年重修后的现状。不过，汉口中山大道、中山公园、武昌中山路等，也是辛亥革命的文化标志，都有80年以上的命名史，为几代市民所熟知。另外，汉口还有黎黄陂路、黄兴路、蔡锷路，可以见证这座城市与辛亥革命的渊源和对辛亥革命英雄的敬重。
汉阳的辛亥革命文物不应该是空白。现显正街有一栋老房子即是原清末县衙的保安机关协镇署，俗称警察局。武昌首义后，李亚东任县老爷就在此办公，曾因循清制坐轿巡视受到张难先等人的批评。就在本世纪初，凤栖山上还满是墓碑，这些组成步阶的墓碑，有约一半是阴面朝上的，而阳面朝上，文字的刻迹更利于踏步的防滑。一块残缺得只剩一尺见方的黑大理石碑，能依稀认出的文字有：“纪念碑凡国之拓疆平乱”、“能为一心者其上也”、“我诸位烈士多属来自田间”、“不忘为国杀贼也我革命军”、“始得国基粗定民心稍安”、“虎视武汉民心惶恐”、“贼之志尤勿计生死”、“忝列同袍”。由此可见，凤栖山可能也是阳夏保卫战后的坟茔之一，现在已面目全非，改成豪华别墅了。
武汉人是有着浓厚的辛亥革命情结的，这一方面是他们的先辈有的参加了那场伟大的起义，另一方面是他们一直为这座城市有过的伟大经历而感到骄傲。《武汉晨报》2008年3月30日“每周人物”版发文：“李厚启：我要找出所有辛亥遗址”。据说李厚启的祖父李运利是湖北新军14标一营左队司务长，参加过武昌起义，其两个堂叔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也参加过阳夏保卫战。李厚启向记者介绍寻访情况时认为，武汉的首义遗存遍布三镇，官方统计认定的只有23处，至少还有一半没有得到认可。这位民间人士的寻访令人关注，且不说他将有何种收获，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城市情怀的延续。成千上万为民主共和而殉难的英雄们，会为百年后仍有人怀着感恩之情惦记他们而九泉含笑。一年一年清明节，对于个人来说，是祭扫祖先的日子；对一座城市来说，是共同缅怀先烈的时刻。当年的辛亥志士投身革命并非出自一己之私仇，他们给国家和城市留下的也是大众恩泽和集体记忆。因此，寻找辛亥革命遗迹，需要个人的情怀，更需要社会共识，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寻找。
见证武昌首义的老房子
一级保护建筑
1.俄国领事馆（1904年）洞庭街62号
2.江汉关监督公署（1905年）一元路5号
3.日租界军官宿舍（1900年）胜利街272号
4.巴公房子（1910年）鄱阳街46-56号
5.天主教鄂东代牧区主教公署（1889年）花园山4号
6.卢家老宅（1892年）白沙洲陈家巷正街17号（已拆）
二级保护建筑
1.法国领事馆（1892年）洞庭街81号
2.德国工部局巡捕房（1896年）胜利街271号
3.俄国巡捕房（1900年）洞庭街54号
4.西商赛马俱乐部大看台（1905年）解放公园路
5.珞珈山街房子（1910年）汉口珞珈山路
6.汉口电灯公司（1905年）合作路22号
7.平和打包厂（1905年）青岛路10号
8.基督教救世堂（1867年）汉正街434号
9.博学中学教堂（1905年）解放大道171号
10.共勉街牌坊（清中叶）汉阳共勉街
11.中华循道会弘道堂（1907年）武珞路261号
12.文华大学圣诞堂（1871年）云架桥110号
13.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1902年）沿江大道119号
14.博学中学（1905年）解放大道171号
15.既济水电公司宗关水厂（1906年）水厂一路5号
16.仁济医院（1895年）花园山4号
17.湖北中医附院15号楼（1901年）花园山4号
18.瑞典教区旧址（1890年）昙华林92-108号
19.翁守谦故居（1895年）昙华林75号
20.昙华林32号（1901年）
21.基督教崇真堂（1864年）戈甲营44号
22.汪泽旧居（1910年）太平试馆4号
23.嘉诺撒仁爱修女会礼拜堂（1888年）花园山4号
24.圣约瑟学堂旧址（1890年）崇福山街51号
25.鼓架坡三栋房（1903年）鼓架坡59-61号
26.济生路电话分局（1902年）友谊路98号
27.江汉路时代钟表（1900年）中山大道549-559号
28.新安书院（徽州会馆）（1668年）新安街3-27号
60.学生军及其后裔们
参加辛亥革命的志士中相对年轻的是学生军，因此他们的故事更多、流传更久远，很多史事纠结在津津有味的城市言说中，口碑相传的故事大多是武昌起义志士后裔来讲述的。
武汉人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容易触动首义故事并接触到辛亥后裔。电视人胡忠琦在家中与人谈起辛亥革命时，竟拿出几张老照片——原来他的爷爷是学生军领袖之一胡宪章。其中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中华民国学生军创始人员摄影”。据他介绍，胡宪章是浙江衢州人，原名胡允墙。1907年曾就读于武昌存古学堂。认为吾人非改朝立宪，不足以挽救危亡、振兴中华，遂改名宪章，以明其志。1911年春，与李建候、吴扬善等发起，联合矿业、商业、工业学堂的76位同学组成学生军，胡宪章被推为领袖。10月10日，三个营的学生军受命攻打藩库铜币局和官钱局。胡宪章深受总指挥部重视，称为“气魄雄伟，识见高超，言论透辟，有儒将风”。民国元年4月，胡宪章获武昌起义纪念章和“投笔从戎、勋劳卓著”的奖功执照。后来与武昌府前清历任都司、厘金局长张正炳次女金凤结为伉俪，生育三子。1927年参加北伐时在行军途中遇难，安葬于大冶县纬源口（石灰窑下）大王太子庙后。
胡忠琦说，这76人的大合影中最后一排的正中一位就是他的爷爷胡宪章。如果这些人都是创始人员，那当是各个学校的优秀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学生军幸存者中的一部分。他们年轻，有的甚至稚气未脱，就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据说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喻育之参加学生军，身背大刀一把、斜挂“敢死队”红巾一条，过江到汉口时路经自家衣店，他高兴地向街坊挥手，我参加了敢死队，来汉口同满人打仗呀！他的叔叔扑上来抱住他说，儿啊，千万莫要去，火线上太危险，枪子是不长眼睛的。喻育之边推边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扭头就跟着队伍跑了。武昌起义打乱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此时的武汉“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像喻育之这样，一批批莘莘学子义愤填膺地投笔从戎，群体性加入了革命潮流。由两湖文高等学堂改设的两湖总师范学堂第一期学生，毕业时候正逢武昌首义，就像后来的革命师生赶上了“文革”大串联，踊跃参加学生军的很多。有名可查的就有牟鸿勋、邢子文、蔡良忱、梅宝玑、苏成章、张樾、任素、张祝南等。
武昌是全国少有的“文教区”，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张之洞督鄂时兴办的各类学校比比皆是，尽管“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但张之洞对之寄予厚望，亲自撰联：“执干戈以卫社稷，说礼乐而敦诗书。”“广延精英，华洋兼备。”这些学生作为“天子骄子”全部享受公费教育，到头来却不为政府效命，“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一旦被潮流裹挟，就成了“反政府武装”民军的一支生力军，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真所谓“种豆得瓜”，事与愿违。1907年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不能不说这位老佛爷的第六感觉之灵敏。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学生军的英雄故事，从中咀嚼历史的苦辛，因为它已从家族故事上升到城市故事。
枪声就是命令，枪声就是动员。还是10月10日那个阴霾的夜晚，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陆军测绘学堂学生正在上晚自习，党人代表方兴闻风而动，他越墙至工程营寻得两把开口指挥刀，一把自用，另一把递给李翊东。二人至各寝室，把刀往在桌上一拍，大声叫道，“今天是我汉人驱逐满人的日子，同学们赶快下楼站队，到楚望台拿枪，有不去的即行枪杀。”当时虽有响应，而躲在厕所和床下的同学也不少，到操场集合的不满百人，占到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于是方兴宣布，今晚口号是同心协力，如途中有人喊“同心”，我们就答“协力”。说毕与李翊东率众打开校门，向楚望台前进。恰好前两天全体同学换了青呢制服，服装整齐，加上左臂是一色的用白被单片做的袖章，列队出发闪亮登场，路人以为“这是孙文派来的革命党”。此时，工程八营熊秉坤带领的同志已占领楚望台，正感势单力薄，急需援军。陆军测绘学堂的学兵是赶来的第一支学生军，在响应发难的各路人马中人数占到第三位。熊秉坤和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击掌叫好，正当用人之际，尽管这支学生军疏于战阵，还是派他们去冲锋陷阵。一部分去协助攻打藩库铜币局和官钱局，一部分负责占领和守望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一带，兼而掩护蛇山炮兵阵地。
第二支拍马赶来的是武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学生军。这是一所面向湖广的中级军校。贵州沿河县土家族青年席正铭1909年冬由贵州陆军小学堂升入该校。10月10日那夜，他们也在教室自习，忽听枪炮声，并有流弹射入营房。城内顿时火光冲天，一片混乱。席正铭立即召集20余同学紧急碰头，开始照原计划行动。这时，忠于清廷的马队对陆军第三预备中学采取镇压措施，用强火力重炮射击。学校为避免流弹伤亡，吹哨集合全体学生掩蔽。同学们在各寝室内握枪待命，有长发辫者立即剪去。天亮之后，席正铭等人枪上刺刀，率先向监督苑品正索取子弹。后全校数百同学整队奔向楚望台军械库，每人领取子弹约200发，暂充预备队。席正铭为总领队，下分三队。
这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武昌城内还有许多新军没有参加起义。三十标第一营旗人最多，在管带郜翔宸的带领下负隅顽抗。他避实就虚顺街向东北来到蛇山脚下，攻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以解都督府之危。从楚望台调去掩护炮兵的李鹏升部与之遭遇，将其击散。郜翔宸部在蛇山上躲起来，到下午快两点钟时，侦探回来报告，造反军人的首领都在咨议局开会。郜翔宸以为机会难得，和后队队官罗家炎、左队队官张正祥一起带队进攻咨议局。民军警卫司令官甘绩熙指挥卫队和学生军借围墙掩护奋勇还击。正在酣战时，以席正铭为首的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军前来咨议局，正好碰上这场激战。结果是清军战败，翻过蛇山出忠孝门向东撤走。
湖北军政府鉴于汉口战况激烈，急于招兵买马。在起义第二天就布告招募。“湖北学生军”所成立的一标人马，标统是刘绳武，沔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标之下直属三个营，约一千三百人。第一营系矿业学堂和工业讲习所学生，管带田化龙是湖北将弁学堂毕业生（这个营所属的第四队是湖北童子军改编的）；第二营系商业学堂60多人再招中小学生组成，管带赵士龙是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生；第三营系由在武昌所收十六七岁学生，管带余式谷是湖北陆军预备学堂肄业生。湖北学生军标本部设在武昌武普通学堂旧址，即后来的武昌体育场。学生军中，以陆军第三预备中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为主要骨干，担任队长、排长和教练者不乏其人。阳夏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中有陆军三中同学。
除了学生军，还有一支童子军，计有130余人。管带戴鸿炳、队长刘直轩，全队为十二棚。他们“以高等小学一二年级、年龄14岁以上、力能举枪、身体强壮者为合格”。其主要任务是派赴前线担任化装侦察，扮作乞丐或小贩，深入敌区或其近地探索敌情。如什么地方有敌军部队，属于步、马、枪、工、辎哪个兵种、敌军番号、调动及士兵动态均须了解。还协助查街、守城等，红楼都督府发生过火灾，童子军奋力扑救，抢出大量物品。南北议和告成，童子军被改编为湖北学生军第一营第四队。
学生军组成对于维持市面、保卫后方、支持前线起了很大的作用。武昌军政重要机关不少,警戒任务繁多。首先是稽查奸细，捉拿汉奸，守卫各财政机关要地，维持地方秩序，学生军工作卓有成效。“街市之上，几于道不拾遗。”据袁学彬回忆说：“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藩库已空无一人，金银财宝和钱钞，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400箱，排得整整齐齐。龙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金晃晃银灿灿，真是使人眼花缭乱。”在学生军警卫和保护下无一丢失。民军由最初一个协扩充到八个协，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枪支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对于学生军坚守武昌，黎元洪曾作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内守外攻，均关重要”。
10月28日，学生军奉命开往汉口前线，配合三十标改编的民军第四标，协同标统谢元恺作战。随后军政府调学生军200名赴汉阳作战，由张振武率领增援十里铺。学生军经过十八天奋战，阵亡者中知姓名的有章燮、季亮、詹蒙、王卓。汉阳即将陷落时，留日士官生萧钟英仍在武昌组织敢死队，渡江到汉阳铁厂码头登岸，遭受清军猛烈射击，全部牺牲。
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学生精英汇聚于学生军。据《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连续报道：中国学生敢死队由日本明治、高工、正则、成城、物理、铁道、士官、商船、早稻田、法大各校中国留学生共同组织而成。停战后多仍回原校肄业；中央敢死队，由北方军事学校学生为主，加以各省投效人员共同组织而成，抵汉即加入战斗，翌日始到武昌休息，然已伤亡不少；江南敢死队，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来鄂助战，在阳夏之战中牺牲多人……
南北停战，共和告成。战时军政府扩军太多，战后为减轻民众负担，大量裁减新兵，动员退伍，湖北学生军也无存在必要，全体复员。军政府对这批有战功的青年学生是负责任的，在黎元洪的主张下，创办各级军校。为考虑青年的前途，提出按年龄的大小，安排学生军到各军校继续深造，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新办有湖北军官学校、讲武堂、湖北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各一所，学生军就算安排完毕。
“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李书城《学生之竞争》）经过战火的考验，学生军中不少人成为后来的著名人物。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轸，是河南罗山人，武昌起义爆发时年17岁，在河南陆军小学读书。他和侄儿张燕祖长途跋涉前往武汉。在阳逻被前来支援武昌起义的江西李烈钧部扣押。因为这时冯国璋、段祺瑞率军也从这个方向来，李部认为从河南来的可能是清军侦探，已抓住杀了不少。张轸经过审讯没有被杀，终至进了学生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轸后来为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率部在金口起义投诚。
还有一位是国民政府末任汉口市长晏勋甫，湖北汉川人，1910年在南京陆军第三中学就读，武昌首义时与部分同学返鄂参战。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科，旋升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1949年1月起任汉口市市长，5月在武汉起义。即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民革武汉市委主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病逝。1979年9月26日获得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晏勋甫为解放武汉献出了一份厚礼：1949年5月24日在汉口青年剧院把汉口市府所有材料和档案清册移交给新任市长吴德峰。吴德峰是湖北保康人，学生军中童子军的一员。武昌紫阳湖公园大门“紫阳公园”四字就是他的手笔。学生军中的佼佼者有不少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要员。
关于学生军在台湾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1989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辛亥革命老人涂德麟在台湾逝世》。涂德麟是湖北黄陂人，曾在汉口统一街帽店当过学徒，后入湖北陆军小学堂，17岁投笔从戎，武昌首义中参加了固守武昌长街藩库及官钱局的战斗。涂德麟终年95岁，据认为是当年学生军中最后一位辞世者。
61.相延迄今的同志会
武昌首义结束了，辛亥革命的余波继续，首义文化则传承百年，其中有个时兴时衰的精神家园，那就是辛亥首义同志会。像辛亥遗址的命运一样，尽管历经近百年的风摧雨蚀，这个组织依然留存今天。
参加武昌起义者及其后裔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便有着几代人的情感联系，其早期的联系纽带就是曾经的辛亥首义同志会和后裔联励会。民国三十八年政权更替，这个组织成员分隔海峡两岸，曾经中断联系，近年又有了频繁交往，开始续写新篇，从而表现出对辛亥革命的共同认知。
2009年5月7日，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一行20余人在理事长向榕铮先生带领下，参访武昌红楼辛亥革命博物馆。几位原籍武汉的同志还操起了久违的汉腔，认为回家的感觉很好。向榕铮先生激动地说，终于来到了开启民主共和时代的民国立国之地，并承诺捐出两件辛亥革命文物及资料：其一为其父亲、辛亥志士向海潜获得的民国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其二为1946年刊印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名录》。此次同行的还有席正铭之子席少丹和钱江潮、王家瑞，武汉的辛亥志士熊秉坤之子熊辉、黄申芗之孙黄铉等也参加了会见活动。
早在1922年，湖北籍首义人员就成立了辛亥首义同志会，目的是：“皤皤壮士，舒豪气于一堂；点点鸿泥，留爪痕于异代。”及早探询，据事实记录辛亥史迹。当时登记会员有1644名。分别按地域武昌、汉口、汉阳、外地分册登记，同时又按首义人员所在单位，如：标、营或遗族分类造册。民国政府曾拨国币一千万元，作为补贴首义人员、团体事业或抚恤家属的费用。这个团体的宗旨就是联络会员感情、举办会员福利和社会事业。
湖北军政府民国元年曾明令，对八百多名登记在册的辛亥荣军从优抚恤。次年，黎元洪当众宣告要按年抚恤，“终其身”。可是这年12月他上调北京，年恤成了泡影。后北洋军阀“两段”先后督鄂，视荣军为异党喽啰，下令不准给恤，致使一些荣军沿门托钵哭泣于武昌三烈士碑前。1914年王占元督鄂，决定给恤三年，期满后经荣军恳求续恤二年，到1918年又绝了恤金。一些荣军相约去天津求救黎元洪，黎元洪菩萨心肠，备函王占元请其解决。此后曾议定筹备荣军工厂，未遂。荣军又赴天津，黎遂函请武汉慈善会给予救济，几经交涉，又一次性发给每人救济金四十串钱。1921年荣军推举何正方等到广州找孙中山请愿。孙令湖北组织辛亥荣军善后督办处，由萧耀南任督办。决定由湖北纱布丝麻四局发年恤七百元，不久减至三百元。到1928年政府又决定改每年由冬赈委员会募得的赈款中列支一部分，由157位伤残义军各得救济金十元。同年，政府又决定将首义公园交荣军管理，以门票、演出以及推销牙刷、图书等收入弥补生活。可是到了1936年，武昌市政处发给荣军四十至六十元的遣散费，收回了首义公园的经营权。抗战胜利后，荣军仍无定恤，继续靠社会募捐和组织义演等收入为生。
一个以人治为传统的社会就是这样，往往因人废事。如当时还有人提议，设立首义大学一所。几经首义同志奔走呼号，未获北洋政府采纳，其事遂寝。直到1929年才有人旧事重提，大家又奔走呼吁多方联系，终于筹集了10万元，公推李西屏负责筹备。抗日战争爆发，办事停顿，功亏一篑。抗战胜利后，又公推陈时、李西屏等四人为筹委，梁维亚为候补委员。决定先办一首义中学，再继办首义大学，因经费问题，两者皆无形搁浅了。
也有些事情在“好的同志”的努力下是办成了的。1922年，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复任总统。同年春，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特授吴兆麟为将军府将军和两湖巡阅使顾问。是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邀集辛亥首义同志和军政商各界代表，于8月齐集武昌商议成立“武昌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会”，公举吴兆麟为理事会主任。从葛店迁至武汉的吴兆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他常出入于街巷、来往于百姓之中，了解到一些参与辛亥革命的致残士兵和烈士家属遗孤生活无着、漂泊困苦甚至流落街头。这位当年起义总指挥又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这些功臣谋些福利。吴兆麟首先从自身做起，带头将袁世凯政府发给他的退役金除去迁宅费用之外所剩的二万块银元悉数捐出，作为修建首义公园和为残废军人征集救济金之用。不长时间内，自愿捐款者络绎不绝，很快累积至数十万元。经过半年多努力，首义公园基本建成，于1923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双十节”在武昌阅马厂举行庆祝大会，到会者有辛亥首义同志五百余人。国泰民安，辛亥首义同志会进入恢复发展的好时机。1947年的“双十节”仍在登记会员，一份会员证上的文字显示：“辛亥首义同志会，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日发放混成协马炮工辎骑字第12号朱德润居住证。”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人数究竟是多少，可以参照两则报道。一、2003年9月25日一批辛亥文物珍品亮相羊城大元帅府纪念馆。辛亥铁血首义博物馆沈汉生馆长在这里展出大量民国时候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纪念品，主要是带有十八星旗和五色旗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等。尤为珍贵的是民国三十八辛亥革命同志会1875人会员登记原始名册。二、2009年5月14日第三个“中国文化遗产日”，“楚天鉴宝大会”上最后敲定7件藏品入围“民间宝物”，其中排名榜首的是《辛亥首义同志会整理委员会会员证底簿》，为民国三十八年4月28日造册登记，在册人员共900余人。两个数字谁更准确？考虑到武汉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此前若做过登记，是否有的人已撤离大陆，造成会员人数锐减？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辛亥首义同志会敬立”，这是阅马厂“拜将台”上有关辛亥首义同志会的最后活动见证。1948年，武汉还成立了一个“武昌辛亥首义后裔联励会”的群众组织。其主要成员是：孙刚、孙莒凡、张助武、周政、曹文锡等。确定的共同目的是有机集合后裔，互相砥砺，克勤力俭，勉而好学，追念先烈，继志自强。会址初设在昙华林张助武宅。该会于8月向南京中央各院发出电告：“武昌辛亥首义后裔联励会，将于10月开成立大会，伏乞指导”等语，消息登刊于《大刚报》。当年10月在武昌阅马场湖北省参议会址红楼正式成立。
现一元路武汉市档案馆馆藏后裔联励会档案107卷。有筹委会委员和理监事名册、元始首义名册、后裔情况登记表及照片等。汉阳望江花园的李遵厚数次前往找到当年的会员登记表，油印毛边纸张上写道：“同志李威、李宜煊黄陂王家河李家大湾人，陆军第三中学，八月十九之夕协同各部队出动维护财政各机关旋任团旅师长等职，后裔遵楷、纯、厚、训（女）；证明人赵西坪，骑八标，住武昌保安街三七二号；余家文，步三十标；程汝怀签名盖章；”总名册和武昌会员分册都有记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五战区鄂东游击队副总指挥，抗日中战死。”李遵厚介绍，这是解放前夕填写的，后裔需直系亲属，还要三名辛亥老同志作证明人，签名、盖章、再经辛亥首义同志会核认，方才认可。他家兄妹四人，皆登记在列，委托先父老战友赵西坪全权办理。记得当时还发有后裔证明书一张、铜质圆形蓝底白字会员证章一枚。
1949年国共交兵尘埃落定，百废俱兴，大破大立。据了解，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中，湖北武汉籍人员五万余人，他们的家属约八万余人留在武汉。湖北曾成立辛亥首义同志会整治委员会，牺牲、赴台、反共的不算，统计健在同志会员3800多人，其中会员证名单上熊秉坤是832号，当时住武昌三烈士街76号。新的人民政府最初并非不理旧账，1950年至1952年，还对30多名辛亥首义伤残人员进行生活补助；1953年全国首次进行革命残废人员等级评定时，首义荣军胡濂溪等25人分别被评为二等和三等革命残废人员，享受国家的抚恤和政治荣誉。
那场起义及后来的阳夏保卫战关联着武汉的千家万户，而城市是由很多人构成的，辛亥首义革命的参与者多因牺牲而湮没无闻，也有的平凡地生存在这座城市并留下后裔。
汉正街多福巷有个炸面窝起家的萧咏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户中惟一的党员。他的父亲萧鸿升是原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二标目兵，新洲汪集人。萧咏山把父亲的传家宝辛亥同志会会员证像交党费一样捐给了辛亥革命博物馆。他文墨不多，但至今犹能断断续续地背诵小时候在学堂里念过的读本，那是民国初期的武汉乡土教材：“张之洞，造长枪，压赛孔明；起铁路，京汉道，通到北京。孙国父，任总理，努造革命。黄兴帅，他生来，胆大得很；龟山头，插红旗，顾住省城。萧耀南，做督军，管两湖三部，做省长，做督军，外找财政厅。陈嘉谟，先行官，起了谋心，正月初，接萧督，去把宴饮。水酒里，下毒药，耀南归阴。王占元，新市场，害了黎民……”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志士的后裔在我们周围着实不少。民间著名地方史研究专家、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刘谦定，还一直保留着黄色绫质的“辛亥首义同志会成立大会会员证”；民国三十五年国庆纪念大会敬赠的黄色绫质“缔造中华”襟章；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日辛亥首义同志会审查委员会发给的纸质“炮队第八标会员刘裕海居住证”；民国三十七年国庆纪念大会敬赠的红色绫质“缔造中华”襟章；民国三十八年五月签发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书”和“辛亥首义同志会第三周年纪念章”一枚，该证书和纪念章都是“第727号”。另外，刘谦定还有一枚“首义延寿会证章”。据介绍，其祖父刘裕海是湖北新军炮八标的一名炮手，在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当晚参加了炮打湖广督署的战斗。他说，武昌首义公园建成后，首义志士佩戴“首义延寿会证章”，进首义公园可以免费，在首义公园内的“共和大舞台”看戏也可以不用买票。1957年刘裕海在武昌去世后，政府民政部门还来人出资帮助料理后事。
至于仍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台湾，辛亥首义同志会的活动一直在继续。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认为他们的前身是1946年创立于武昌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以“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砥砺后裔及志同道合之志士，继往开来，光我中华”为宗旨。1965年旅台首义同志倡议复会，并改为现名。一说该会在民国五十三年由在台的革命元老湖北人张知本等发起成立，以记录辛亥史实及举办缅怀先烈之活动宗旨，每年都于“双十”国庆前一日举办庆祝活动，以缅怀先烈的爱国家、护民主的伟大功业及至上情操，并出版专刊追念开国先烈。2008年“双十节”前，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开会，呼吁国人及革命后裔能多参与会务汇编史实、举办盛大活动，集思广益，发扬辛亥革命开国精神。有革命后裔约百人参与，提出了“反贪腐要自强爱中华护民主”的口号。
一代辛亥同志，成为这座城市及市民永久的荣光与怀念，也成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联系纽带。据了解，武汉的辛亥首义同志会文革结束后开始恢复，于90年代末一度中止活动。
附录
城市文化的守护者刘谦定
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是无数睁着眼睛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完成的，对于包括首义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依然需要有人睁大眼睛守望，并作物质和精神上的维护和传承。刘谦定这个名字与武汉城市文化保护同在，他是一个符号或一面旗帜。一个普通的人，他的眼界和胸怀可以只有家庭、单位或街道。刘谦定却是一个胸怀整座城市的人，而且包含着古往今来的城市，代表着城市的文化良知和品格。
2002年2月，《长江日报》发表一篇《请勿再留遗憾》的文章，提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应当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建言，受到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关注和批示。这是刘谦定第一次在大众媒体发出他的智者之声。他认为，武汉不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品位，还是在寻求海内外的共识方面，都处在纪念辛亥革命的轴心位置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彪炳史册、功莫大焉的历史辉煌。它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事件，是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基点，应该值得后人记忆、研究和借鉴，并发扬光大它合理的文化精神。武昌起义的内容将支撑起“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大梁，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所以，“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兴建地点，武昌应最有希望得到批准。面对广州等城市也表现出兴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积极性，刘谦定强调，虽然武汉成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名副其实、顺理成章，但如果我们不重视，不付诸行动，就会失去优势，愧对首义志士先贤。而该博物馆作为再现历史的一个特殊载体，最终花落谁家，势必要通过对各个城市历史的考察掂量。千万不要等到别的城市建起了，武汉却因重复建设而得不到批准再望而兴叹、空留遗憾。
这一建言如洪钟大吕，最终促成辛亥革命博物馆在武汉正式落户。时隔数年，“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建设已经在武昌开始，2011年落成开馆时，当我们徜徉在首义广场，既不要忘记彭刘杨，也不要忘记刘谦定，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草根英雄。
刘谦定的城市情结之形成可谓与生俱来，首义文化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这位“武昌通”具有浓厚的家乡情怀，土生土长的他熟悉武昌老城的每一条街巷，并了解许多老房子的前世今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武昌通所在的粮道街率先擂响了旧城改造的战鼓……看到那些装满故事和文化符号的老民居纷纷倒下，他忽然感到剜割之痛。这种痛在他心里越积越多……”（《白沙洲芦家》）
确实，自从1994年原中苏友好宫爆破之后，武汉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拆毁的了。痛定思痛，文化的良知开始在城市觉醒。孤独的刘谦定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在强权和世俗面前屡战屡败。在他和“汉网”人文诸友的眼皮底下，白沙洲卢家及大量清末民初的江夏民居拆毁了、与首义志士进攻湖广督署息息相关的保安街拆毁了、德国兴登堡和叶挺将军曾居住过的武昌鄂园拆毁了、硕果仅存的汉口交通路文化一条街也拆毁了……在刘谦定痛心疾首的记忆中，武汉有上百处优秀历史建筑被拆毁，于是他含泪写下《城市拆毁备忘录》，这不是一本“变天账”，而是为了留存记忆，以供后人评说。
当然，刘谦定也有成功之笔，位于老武昌城东北角的昙华林历史街区，留下了大量清代和民初的江夏民居及欧式风格的历史建筑，记录着大批历史人物生活的足迹，与武昌首义有关的许多故事在这里发生。如：吴禄贞的花园山聚会；梁耀汉的群学社；熊十力的黄冈军学社；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刘公指导制作九角十八星旗的诞生地；张纯一作词、余日章谱曲的首义军歌也在这里诞生。这里还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的诞生之地。
2003年石瑛故居突然遭到拆毁，引起了刘谦定的警觉，他立即出面制止，并将收集到的史料与统计数据，形成了关于昙华林的完整资料，开始致力于推介宣传昙华林历史街区的行动。他不断请朋友和媒体到昙华林看老房子，也义务担当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导游。最终，昙华林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各方关注，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脱颖而出。如今，昙华林50多栋老建筑已实施保护，其中新挂牌保护的15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整旧如旧，使其成为了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一张闪亮的名片。
2009年6月，刘谦定被评为第二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这是武汉的荣幸。刘谦定被誉为著名的“武汉民俗学家”，他白发苍苍，身体欠佳，但对文化遗产保护仍壮心不已。刘谦定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民间文保人士。”他有信心要让首义之城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为当代人所知晓，并能得到相应的重视与保护。
62.“北沈南朱”话收藏
辛亥百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三大盛典之一。2009年年初的一天，武汉市市长阮成发莅临汉网与各位网友进行网上交流，在回答网友提出有关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提问时，透露武汉市政府作出一系列安排，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各项筹备，大量开工城市基础建设，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典。2010年5月，武汉市通过媒体公布消息，决定面向全球征集辛亥革命文物，以充实即将新建的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辛亥革命博物馆馆藏。新馆2011年落成后，首个展览将是《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史陈列》。文物征集的种类包括广泛，无所不有。征集方式较为灵活，除接受个人、团体捐赠这一主渠道外，还可向文物收藏单位或收藏家有偿借展。
民间收藏家朱汉昌闻风而动，正在整理藏品，将在明年推出他的“双旗”系列，在辛亥革命博物馆展出。
何为“双旗”？即代表中华民国的“九角十八星旗”和“五色旗”。九角十八星旗，九角代表中国九州，十八颗星代表关内十八行省，红黑两色代表铁血精神，黄色代表炎黄子孙，有强烈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色彩，为共进会所制，曾于武昌首义时使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讨论国旗时，湖北革命党人多次提议以此为国旗，但东三省代表反对，认为它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中国。五色旗，以红黄蓝白黑五彩色带横排组成，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以示五族共和之意。武昌起义后，江浙一带军政府都督以此为国旗。孙中山曾极力反对，认为是清朝海军一二品职官的旗帜。后袁世凯公布决议，成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这两面旗帜前者受美国国旗影响后者受法国国旗影响，取代清朝龙旗而成为共和之旗，在当时的国民心目中有崇高地位，一直并行不悖，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民间。至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取得执政地位，规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双旗”着实飘扬了十七年。
朱汉昌祖籍山东，其祖父朱启桢为中国最末一次科举考试的第四名，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父亲曾于1925年参加中共，是著名的文艺界人士。生长于武昌水陆街的朱汉昌，亲眼看到家对面的深宅大院即原湖北科学实验馆（省博）等被拆毁，他一直在抢救性地搜集民间遗存，以中国邮政史、印花税史和汉口老字号为主，“双旗”收藏是他的附带产品。
朱汉昌向来访者展示有“双旗”图案的实物上十件，包括金银铜铁纸木瓷皮布等。他要以实物说话，挑一百件民国时期的“双旗”珍品，充实辛亥革命博物馆的收藏。让人们知道，民主共和曾经是怎样地深入到千家万户。
武汉辛亥革命民间收藏家有“北沈南朱”之说，北沈即汉口的沈汉生，他和江南武昌的朱汉昌隔江相望，名字里都有一个“汉”字，具有很深的武汉情结。
“我们许多人不经意与历史擦肩而过，只是那些独具慧眼的有心人在收藏历史，将当年的暴风骤雨再现于今天的丽日晴空。”《长江日报》记者罗建华曾经以这样的开头采写过沈汉生。
收藏30余年，搬家20余次，44岁“退休”，沈汉生飘忽不定。邻居、亲朋乃至儿子，不知他是何等人士。只有嫁给了他也嫁给了满室藏品的妻子张丽华是他唯一的“同谋”。直到那年5月，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出笼了美化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沈汉生愤而亮出日本人侵华前8年绘制的150份军事地图，他始为新闻媒体所知。
沈汉生辛亥革命专题藏品竟有1500余件之多。有六大镇馆之宝，其中有孙中山题名的藤杖和隆裕皇太后的护书。一根古色古香的老藤拐杖浑然天成，手柄雕刻的“老来怪”和“四角兽”，一行深嵌藤肉之中的文字——“铭新老人逸仙刊贻”。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回忆，“铭新老人”为汉口一大绅士，一度对辛亥革命持疑，后来戏剧性与孙中山“不打不相识”，获赠这根老藤拐杖。隆裕皇太后1909年12月15日得徵号，膝下是三岁登基的侄儿爱新觉罗·溥仪。“护书”即是她用于“颁书”的套封，称得上皇权的象征。1912年2月12日宣统逊位前，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议定退位条件就是由隆裕皇太后最后“拍板”。当年两极首脑人物的典型遗品，在沈汉生斗室“相会”，如果考证有据，当显出它们的历史含量。
此外，沈汉生的藏品还有从武昌沙湖捞出的“北洋制造”军号、起义士兵使用的腰牌（出入证）、民国元年刊印的《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写真》等。40幅起义军死守三镇的惨烈照片中，一处说明：“汉口大智门附近军士阵亡弃尸遍地肢骸残缺，经本会掩埋队前往收尸掘地收葬”；另一处说明：“汉口民军阵亡右腿轰断鹰犬聚而噬之，傍有兵士为之驱散。”那帧武昌老字号“显真楼”拍摄的“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定格了督署衙门前人头落地的血腥一幕，令人触目惊心。
除了照片，沈汉生收录不少亲历者的著述，如民国元年六月出版的黄兴题签的《武昌两日记》、民国三年九月出版的胡石庵著《湖北革命实见记》。他手中的墨宝手迹也多达200余件：黄兴、孙武、刘心源、于右任、柳亚子、徐世昌、冯玉祥、张难先、熊秉坤等，几乎囊括一时政要名人。
沈汉生也在寻找“五色共和与十八星旗”的印记：那些手镯、戒指、吊坠、信封、钱币、怀表上。仅仅是纪念辛亥革命的瓷器，他就配齐了碗、碟、瓶、壶、印盒、坛子、筷笼、笔筒等10多个品种。辛亥革命史专家皮明庥先生看过后，将他的惊叹挥于纸上：“收辛亥百态于三镇，藏革命万象在一室。”
据了解，沈汉生的父亲是无锡人，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员，家住南洋大楼4楼。沈汉生儿时就感到汉口闹市这幢“洋房子”的神秘。当他偶尔蹦蹦跳跳，父亲总是正色制止，邻里老人便指着楼板说：这上面住过汪精卫的，清朝时他差点刺杀了摄政王……1965年，21岁的沈汉生在一家汽车运输站当上了学徒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球场街的“六大堆”，潜意识里一种微妙的“辛亥情结”渐渐被强化了。
接触第一件藏品非常偶然。1967年4月的一天，他随车运送废布废纸去东风造纸厂，卸货时无意发现一张《时事新报》包着几个黄色和蓝色的本本。捡出一看，是“辛亥革命同志会”会员证！文革十年浩劫，担心受怕的人们对沾有民国的东西唯恐避之不及，不少便流落荒货摊、造纸厂。这期间，沈汉生先后在江岸货场、港务局码头搞运输业务，成天与发来发往的废品包打交道。近水楼台，纸里淘金，有许多收藏所获。
沈汉生的执着赢得一些藏家的尊敬，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的“半边联”，便是有识之士转藏的。曾有日本人误以为孙武是孙文的弟弟，出资万元上门求藏此联，被收藏者婉拒。沈汉生得悉后带上自己的藏品前往表明心迹，老人当即拱手相让。他说：别人拿去了会卖到国外，在你手上我放心。那帧当年武昌老字号“显真楼”拍摄并发行的“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照”，也是朱汉昌转让给沈汉生的，可谓惺惺相惜。
1999年12月15日在武汉市青少年宫，沈汉生举办了首次个人珍藏展。由此，他的个人收藏开始被社会所承认。武汉市文物办、市博物馆的专家先后对他的收藏进行鉴定，部分藏品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专家的肯定。2003年9月25日，一批辛亥文物珍品亮相羊城大元帅府纪念馆，这是沈汉生的藏品见诸于世的一次高峰。
据沈汉生说，他的藏品中的绝品、极品有：1911年11月3日，黄兴临危受命被黎元洪委以战时总司令时的“战时总司令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后发布的一系列文告的印版。在香港路文物收藏品市场沈汉生店内，一张红酸枝拐子龙八仙桌，嵌有象牙类九角十八星图案，据说就是红楼都督府内的办公用品；他还把一条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字样的丝绸绶带挂在肩上向人们展示，声称这就是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时所佩戴。
沈汉生的所有藏品现在哪里，去向如何，这位“辛亥铁血首义博物馆馆长”将来如何展示？其中似有难言之隐。“灯火万家能共酒，海峡两岸愿同春。”这是沈汉生痴情收藏的最大心愿，他盼望更多的台湾同胞参观自己的藏品，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以告慰辛亥先烈的在天之灵。
无独有偶，此道不孤。2010年6月，我们在武昌东城壕见到了一位年轻的收藏家万学工，在武昌老城墙根下竟发现一座辛亥革命的文物宝库。据引见者刘谦定介绍，万学工近二十年来从全国各地“淘”回来500余枚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奖章、纪念章及徽章等，其中不少存世极为稀少，弥足珍贵，他是武汉收藏家中的后起之秀，与“北沈南朱”各有所长。
亲见这些实物，大感震惊。品种繁杂的辛亥证章铺满了一大桌子，其中上百枚镌刻有双旗图案，这当中既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的功勋奖章，也有民国元年大总统袁世凯就任纪念章。还有为数不少奖章、纪念章由黎元洪、曹锟、蔡锷、萧耀南、唐继尧等重要辛亥历史人物颁发，上面均刻有他们的名字，其材质涉及镀金、银、锡、铝等金属；有些证章为彩色，采用的是“珐琅彩”，做工非常精细。
武昌首义与阳夏保卫战的历史风云就在眼前出现：刻有“武昌守城司令部”、“出入城门证”的小小竹牌，是武昌首义后军政府发给的通行证和令牌；“中华民国湘军援鄂血战汉阳名誉徽章”及“中华民国广西北伐军纪念章”，则是百年前湖南和广西义军北上来汉支援阳夏保卫战的见证，十分罕见，令人振奋。前者还刻有“统领王奖”，说明当年率军来援的湘军一协统领王隆中并没有被追杀，事后还主持表彰安抚事宜。据了解，援鄂湘军幸存者荣获“湘”字名誉勋章，死难者遗骸丛葬于长沙岳麓山，不知王隆中是否参与此间后事。看到上海、关东、南京、广西、云南等地的光复纪念章，不由感叹：全国支援武汉，武汉支援全国，正是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武昌首义和阳夏保卫战为各地独立赢得了宝贵的回报，武汉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曾经如此显著，其历史地位不容抹煞。
42岁的万学工原籍新洲，与万耀煌同宗。他家居斗室，胸藏万壑，对生养之地武昌深怀感情。他由最初收藏数万枚毛泽东像章而全国知名，转而成为了辛亥证章文物的收藏专家，这是他个人的人生转折，也是这座城市之幸事。500枚、500件，且每件不重复，真是来之不易，足迹遍及全国。万学工把自己的精心所藏，转而亮相于中山舰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等处，他的功苦之功，应该获得一枚大大的勋章——由辛亥志士们的在天之灵为他颁发。
辛亥百年临近，万学工说，“希望有机会能向市民公开展出这些文物，让更多的人在实物中去了解和触摸这段历史。”
“辛亥史迹，若不及早探询，据事实录，转瞬人事代谢，輶轩何从采辑？”除了民间收藏，政府部门是主渠道。1981年成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依托鄂军政府旧址红楼而建，自然是辛亥革命文物的集大成之所。截至2004年底，馆藏文物达2349件，其中有72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如由张善子绘画、孙科、于右任等题词的刘静庵画像；参加过阳夏保卫战的首义志士黄祯祥穿过的血衣；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的日记本等。此外，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还分别藏有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收集的回忆文稿和鄂军都督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等。鄂州洋澜湖畔吴兆麟纪念馆、泽林镇程正瀛故居也有一定的文物遗存。
还有一位特殊的辛亥革命史料收藏者，她叫陈一萍，今年整八十岁，195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退休前任广播电台音乐编辑。她经多年旁搜远绍、筛选整理，编成《先行者之歌——辛亥革命时期歌曲200首》出版，为从音乐史的角度观照辛亥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表达了深情缅怀辛亥革命英烈的赤子之心。
“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强音。在此，将一首由佚名作词、美国梅森作曲（选自1913年出版的《中华唱歌集》）的《革命纪念》一歌，唱给那段声色壮丽的岁月、唱给英雄的故城——武汉：
十月十日，湖北武昌突起了革命军。
满城官吏，胆战心惊，仓皇奔走出城。
还我河山，振我民族，不消血战力争。
建设共和，扫除专制，大功一旦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