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格指导”问题，而是左翼文学战线内部由于论争、口号，再加上个人意气的争吵所造成的混乱问题。在这种混乱和众说纷纭中，左翼文学界的迫切任务是澄清理论上的混乱和形成组织上的统一。这或许正是要成立左联的理由。因此，鲁迅在继续与左翼辩论的同时，也在寻找一种更坚实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反对肤浅的革命口号，并将中国的左翼文学置于更进步、更“正确”的道路。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自由”美学，虽然也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鲁迅就显得“严”得不够了，他于是走向了更正统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
二
1929年，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出版；1930年，他又出版了普列汉诺夫（鲁迅译“蒲力汗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其中三篇取自《没有地址的信》，另一篇是《二十年间》的序。
从理论的正统看，鲁迅似乎应当译马、恩、列的著作，为什么不这样做，却译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国民党的审查制度下，马、恩、列的著作未免太红，不易通过出版；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人并没有论文艺的系统著作，鲁迅很难从马、恩论欧洲少数作家的文字中抽出系统的理论，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所论的问题，如上所说，并非鲁迅当时关心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较多，于文学艺术比较专门。两人在俄国的声望和当时所处的地位，也使鲁迅视为可信的权威。
主要是由于鲁迅的译文，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比其他人的理论传播得更广。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做了长篇介绍，根据从日文和从苏联所得的材料，表明普氏是把文学艺术当做社会现象来做唯物主义的分析的。他还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和托尔斯泰、圣西门（St．Simon）、孔德（A．Comt）、黑格尔（Hegel）等人的唯心主义的对立，是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为根据，并将它运用于社会学的。他认为人之作为一种直觉的审美感的存在是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