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结主角是周恩来的小说是《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是作者陈雪薇所编写的轻类型的小说，内容主要讲述：设摆在首位一、建国伊始，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领导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是关系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
精彩章节试读：
设摆在首位一、建国伊始，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
领导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是关系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在这个重大问 题上，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留下许多闪光的思想和实 践。
周恩来以革命的胆略和娴熟的领导艺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正确把握全局的重点。 1949 年 12 月，周恩来明确指出：“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 “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他并具体说明：“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 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但是整个说来，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 上发展。他强调“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 “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他要求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级领导机关树立整体的 观念，把握工作的重点，发挥自己在建设新中国中应有的作用。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和处理 问题的方针对全党解决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自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废墟。数以百 万计的反动军队有待肃清，华南、西南、西北一部分国土尚待解放；各级新的政权需要建立 和巩固，仍在猖狂地进行破坏捣乱的反革命势力必须镇压；长期战争和反动统治。造成经济 萧条、通货膨胀、灾区救济，失业安置等问题急待解决，总之，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 同时，为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需要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而在这当中，根本解决财政经济的极端困难和混乱，是摆在 党和政府面前最为迫切的任务。为此，在周恩来和陈云主持下，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恢复工业、农业、交通等各项生产事业，制定税收、工资、物价、 出口贸易、发行公债、救济安置失业人员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恢复市场、安排人民生活等 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 年 6 月爆发朝鲜战争。作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 作的副主席的周恩来，立即筹组东北边防军，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 协助毛泽东制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在后勤支援上作了极大的努力。同时， 他坚决贯彻“边打、边稳、边建”方针，做好国内工作，使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得以顺利完 成，以他的领导实践，实现了他自己提出的关于生产是新中国的基本任务的正确主张。
二、一届人大，宣告“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位”
当我国进入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刻，周恩来在 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 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随后，他对这个论断又作了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根本目的来看，周恩来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 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 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近百年来， 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造成国弱民穷，要解决中华民 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在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 后，获得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民主，然而，近代中国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历 史任务仍然没有解决。而这一任务不真正解决，那么，已经获得的独立、统一、民主也是无 法的巩固，而且有可能出现得而复失的危险。所以，从中国人民革命根本的目的的高度来认 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正确而深刻的。
其次，从客观条件来看，周恩来指出：“在 1949 年至 1952 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 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 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 要的条件。随后，从 1953 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 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上述的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无疑是有着充分的客观依据的。
再次，从其重要性来看，周恩来指出：“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 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 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周恩来明确提出：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 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 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 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 逐年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周恩来 立足于依靠全国人民来完成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的使命的思想，立足于正确处理当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的主张，充分显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作为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胆略。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周恩来在处理千头万绪而繁重的内政外交的国事方面有 着非凡的本领。周恩来工作忙而有序，像弹钢琴一样节奏分明，而节奏的最强音始终是经济 建设。周恩来认为，外事服从内政，内政为了经济建设。他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 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的目的是要采取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 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民主、自由、安定团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而这一切努力都为了国家经济建设。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为开创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周恩来于 1950 年春同毛泽东一道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订 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收回了中长路、旅大的主权和一切权利，取得了一年贷款。新中国的和平友好外交从苏联开 始，扩大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1952 年秋，周恩来第二次到莫斯科，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 经济状况，并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谈判，双方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 90 项，第二批是 51 项。到 1956 年，经过对一些项目进行调整合并，又追加了一些新项目， 共计 156 项，折合 19 亿美元，加东欧的 7.3 亿美元，总计 26.3 亿美元。这些项目成为我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随后，为创亚非国家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周恩来于 1953 年出访印度、缅甸，发表中印、中缅声明，宣布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 年又出席日 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1955 年出席万隆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期，周恩来也积极争取与欧洲国家建交。这一切外交活动，都为国内 经济建设创造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往来、技术 合作，争取了外援，促进了国内建设。
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建国之初，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领导政务院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进行了复杂繁重而有效的工作；接着，又参 与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全国范围的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三大改造”过程中，他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过：“生 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环节。”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理论上作出了“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这一 科学的论断；在实践上，他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成功地解决了内政外交一系列 的重大国事，使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
三、60 年代初，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中共八大宣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 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表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所当然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开 始抬头，从 1958 年起，强调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 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难以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 的转移，而只能导致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下的“大跃进”的掀起。 三年“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忠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根本立场的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的 初期，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正确分析和估量我国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趋势的基础 上，1962 年重新强调“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为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 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八大”以后，对阶级关系现状的估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 估计，逐步离开了“八大”的轨道，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对知识分子采取 越来越“左”的政策。周恩来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指导方针，从我国实际出发，1962 年 3 月，在二届三次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现 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过 来的知识分子，经过 12 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 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指出：“民族资 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 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在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 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趋势，他指出：“我 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正如毛泽东主席在 1957 年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 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他明确指出：“我国阶级斗争 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就 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的，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 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这些论述是符合我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承认在社会主义 社会里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右的观点，也要反对阶级 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左”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阶级斗争向着和缓的方向发展，这就全面 地、正确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实践证明，如果违反了这个客观 规律，就要遭到历史的惩罚。周恩来在当时能够对我国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具有这样的真 知灼见，并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他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基于对我国阶级关系现状和阶级斗争总趋势的正确分析，周恩来在 1962 年 3 月二届三 次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 1962 年 4 月三届二次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申 了把经济建设放在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 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现在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这是为真正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又一次 重大的努力，对于全党摆正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在 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是极不寻常的，体现了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家 的风范。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这同他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是分不 开的。1962 年 9 月 22 日，周恩来在会见西欧一位外宾的谈话中，着重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 的认识。他说：“现在我们搞什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 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在我们看来，建设社会 主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还说：“现在中 国很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要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 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 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他在这里表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至今仍然具有重 大的指导意义。
1961 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由李富春、周恩来提议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 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我党领导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中的重要转变。周恩来 在这个重要转变的关头，为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繁荣经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全力以 赴，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千方百计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共同 奋斗，以致得以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有了可喜的 进步。
四、“文革”之初，呼吁“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复杂的阶段。经济建设极端困难， 社会秩序全面混乱。周恩来为保证经济建设工作正常进行，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左”倾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文革”之初，全国迅猛地陷入了反常的状态。学校停课“闹革命”；到处揪斗、游街；大中城市掀起所谓“破四旧”的狂潮；工农业和各行各业遭受猛烈的冲击；生产指挥系统开 始失控。周恩来面对此情此景，十分焦虑。他意识到，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破坏我 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国务院主管经济部门的 负责同志了解和研究问题。有一次，周恩来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 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 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 还能闹什么革命？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处于特殊反常的环境下，继续坚持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 国家生活的首要地位的正确主张，为国为民，寓意深刻。
面对“大串连”对交通运输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秩序的冲击，1966 年 9 月 15 日，周恩来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时着重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他要求：为了有利于工农业 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 农村人民公社进行革命串连。指出：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面对工交系统即将遭受“文革”的全面大冲击的形势，周恩来同陶铸、余秋里、谷牧等 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干部和工人一起，竭尽全力防止“文革”把工交企业全盘搞乱，顽 强地抵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要搞乱工厂农村的行径。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周恩来挺身而 出，针锋相对，力挽狂澜。但是，“文革”大势业已酿成，工交企业已被卷进去，在这种情 况下，周恩来努力把抵制斗争引向疏导，他语重心长地在工交座谈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 现在的形势是工交欲罢不能。浪潮来了，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顺势搞下去，就能 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他还说：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 造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恩 来就是以这样的胸怀和精神，在那动乱的年代中，坚持努力使经济建设工作能够正常进行， 力求尽可能减少损失，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
从 1966 年底到 1968 年整整两年间的“天下大乱”的岁月里，周恩来曾先后提出：（1） “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工人同志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2）农 业生产鼓励“藏富于民”，“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 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 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3）“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铁路轮 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4）“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他严正指出：由 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个病号， 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5）针对各地武斗出现，周恩来草拟了《制止武斗措施》的指示。要求取消武斗专业队；按 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 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停止脱离 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6）1968 年 12 月，周恩来提出组织起来编制 1969 年计划，随 后，成立了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起草小组。这是扭转两年来经济工作无 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的努力。从 1969 年起，经济建设从全面混乱的困境中转向回升。 自从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济建 设有了转机。周恩来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勇气，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要消除林彪一伙对 经济工作破坏性的后果，努力排除江青一伙的捣乱，重申党中央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 施，使经济工作从瘫痪状态逐步恢复。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在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的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先导。能否坚持这一 重大原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兴衰。周恩来这个思想及其实践，正是正确认识 和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