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蒋介石集中了一支拥有200架现代化作战飞机的飞行大队和坦克团、重炮旅的100万军队，开始了残酷的第五次大围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的红军辗转行程近25000华里，从“红都”瑞金绕道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转移到了陕西。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长的最为罕见的长途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的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互敬互爱的同志情谊和为了理想为了信仰的牺牲精神，无不使人闻之潸然泪下。
一、长征路上的磨炼
邓小平和许多党政军领导一起，收拾起行囊和办公用品，手牵手，肩并肩，迈向了漫漫的征途。
翻越了18座山，穿越了24条江和12个省之后，长征的指战员们于1935年10月29日抵达了陕西北部。在经历了艰难转战之后，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然而活下来的都是军队中的精英。中国革命还有足够人们习惯上把红都“瑞金”当作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后经过证实，于都才是红军长征的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是红军长征的起点的希望和力量。
邓小平患了严重的疟疾，发着高烧，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行走。在离延安西约180公里的吴起镇，他经过静心的休养和很好的照料，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红军也有机会休整一下，恢复一下元气。吴起镇和瓦窑堡，是长征的最后停留点，红军的几大主力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都汇集到了陕西，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现在全部集结在了一起并融为一体，又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
这支部队经过了炼狱般的考验，不仅对敌作战，而且同时又是一所培养共产主义思想的大学校，它教导和训练了战士们，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在经过的征途中向030
千百万的中国人民播撒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社会的崭新思想的种子。
长征获得的军事、政治、组织的经验教训是共产党人以后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源泉。
二、“倚马可待”的能手
邓小平在长征开始时，负责出版《红星》报。邓小平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多年的报刊编辑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周恩来、李富春、王若飞等一道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就曾负责编辑中共旅欧总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该刊为油印本。年轻的邓小平不仅编写，而且还负责刻印，他的字迹端正，版面清晰，受到同志们的广泛赞扬。
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苏区搞革命工作。在此期间，由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讲真话，办实事，受到了王明错误路线的打击与排挤，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去主编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机关《红星》报。身处逆境的邓小平毫无怨言，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当时的采编、选稿、校对、刻印等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他一人承担。邓小平凭借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出色的才能，把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发行量达到17300份，被战士和群众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支有力喇叭”、“群众的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红军俱乐部”
及“红军裁判员”等，在军队和群众当中起了巨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
在主编《红星》报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注意理论性、知识性与文艺性相结合。增加了文艺副刊，以此来吸引广大指战员。据统计，《红星》
报前后共办了17个副刊和专栏。例如：指导学习革命理论的专栏《列宁室》。在此栏中专门举办了中央军委马列主义研究会关于《战争问题》
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专题，并且选载了《苏联红军之道路》等文章，影响很大；卫生常识》专栏，经常刊登防病治病与火线救伤等知识。
副刊中，还专门对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的人或事进行了批评。
［１］《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５２～５４页。
副刊中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俱乐部》等，都紧密地配合了战争的需要，通俗地向指战员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知识，如什么是围困战、堡垒战、游击战，怎样利用地形冲锋、刺杀等，受到了指战员的普遍欢迎。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聂荣臻、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使《红星》报在军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毛泽东于1933年在《红星》报上发表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就曾在红军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时期，邓小平不仅负责编辑和管理工作，而且还亲手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大家都夸他是“倚马可待”的能手。
1934年12月中旬，在党中央召开的黎平会议上，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随后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持拥护毛泽东主政，支持毛泽东的政治主张。
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遵义会议
邓小平“随中央迁到上海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那时他还不到24岁。
长征开始后两个月，几经转战的大部队抵达了贵州重镇--遵义。
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异常重要的党的会议，使这个原本不太出名的小城镇日后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富有转折性的里程碑式的纪念地。当人们游览参观来到这座小城市的时候，当人们驻足停留在这幢开会用的小楼房时，那些悬在楼顶迎风飘扬的红旗似乎还在向这个世界娓娓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机，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同时，遵义会议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管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极大032
［１］蔚建民：“邓小平的早期新闻实践”，《记者观察》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２］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１７１页。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成为其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图为遵义会议遗址
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当时，红军长征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当地群众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欺骗，对红军不了解，甚至害怕红军，弃家逃避。面对这种情况，宣传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要通过宣传，使群众了解红军。红军每到一地，邓部长就积极组织和领导宣传队员们进行宣传工作。通过宣传，把中国革命的火种传播到群众中间，使群众认识红军，并且支持红军的革命斗争。邓小平在后来谈起这次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政治领袖把党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5年1月19日凌晨，将近35000名战士离开了遵义城，踏上了继续远征的道路，尽管前面还有雪山草地等恶劣的大自然的障碍，尽管后面还有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的士兵在追击，但是红军战士们毫无畏惧和担忧，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渴望。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能够充分地发挥他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运用最精致老到的“声东击西”战术，摆脱了身后围追堵截的蒋介石的军队。
四、“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
长征开始后，行军是异常艰苦的，然而一向乐观豁达的邓小平并没有被在中央苏区受到的批判和冷遇所压倒，也没有被身体的疲惫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以他那风趣幽默的谈话，感染着周围的人。行军时，或休息时，邓小平就同周围的人说天道地，海阔天空，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同志们开玩笑，自封了一个“牛皮公司”。由于天天行军，再加上给养困难，经常吃不上饭，于是，大家就吹嘘各自家乡的风味美食，湖南人大谈湘菜，广东人大吹粤菜，而邓小平则大讲川菜如何好吃，如何麻辣喷香，说得大家直咽唾液。长征进入四川地界后，和邓小平一起行军的刘英见当地非常贫穷，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邓小平不服气，说：“这里是边区！”坚持说还是四川菜好。
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十分重视长征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为消除沿途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而产生的疑虑甚至恐惧心理，红军每到一地，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邓小平对宣传队员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有一天，经过长途行军，傍晚时分，部队在一座村镇宿营了。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突然，邓小平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
“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都没有？”队员们见邓部长发火了，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邓小平接着批评说：“烧水洗脚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在邓小平的批评教育下，队员们提起石灰桶，点起火把就去写标语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宣传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战士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又是无微不至的。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分到了一匹马，但在过夹金山之前，这匹马死了。翻越雪山之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邓小平见到了早年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傅钟。这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送给邓小平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过草地时，身边的小战士走不动了，邓小平就跳下马来，说：“来吧，哪个走不动哪个先骑。”说完，便把“重点对象”扶上马，自己步行。有时几个战士都走不动了，邓小平一面鼓励他们坚持住，一面照顾他们轮流骑马前进，帮助这些小战士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了休整。为补充长期消耗的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供给部也发给每个指战员一块银元。宣传队的队员们手捧银元，舍不得花。邓小平来看望大家时，队员们说：“邓部长，我们会餐，你参加不？”邓小平说：“好哇！吃什么呀？”队员们说：“每人凑一毛钱，买鸡吃！”“行啊！”邓小平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交给警卫员去买鸡。鸡吃完了，队员们揩干净嘴巴，都走了，谁也不再提起还钱的事了。几天后，邓小平见到这些小战士，逗趣地说：“哈哈！
小鬼！我算是上了你们的当喽！”“哈哈哈哈……”小战士们都得意地大笑起来。
邓小平不仅关心战士，对干部也是关怀备至。中央红军到达阿坝地区时，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设法筹粮。有一天，李伯钊和黄镇在河边洗粮时，拣到一些漂浮来的麦粒，回来后，多做了几个馍馍，没有交公。此事被管粮食的同志知道后，李伯钊虽交出了多做的几个馍馍，但心里不太高兴。这时，邓小平提着小布袋来了。他从布袋里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馍馍，递给李伯钊，说：“你饿了吧，给你！”
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馍，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她说：“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候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红军翻过六盘山，在青石嘴歼灭敌人两个连，缴获了大量物资。邓小平要红四团政委杨成武为“战士剧社”的宣传队员们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队员们穿上了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神气了。
生活中的邓小平平易近人，长征路上经常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并且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的干部战士，增强了干部战士战胜困难的信心。邓小平善良随和，善于联系群众，谁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起天来，天南海北，无所不谈。长征途中，没有吃的，邓小平就和大家摆“龙门阵”，讲各地方的“吃经”。邓小平大讲四川天府之国的回锅肉、鱼香肉丝、辣子鸡丁、麻婆豆腐如何好吃，说得大家直咽口水。后来，红军战士们把这叫做“精神会餐”。有时，在军队宿营时，邓小平与罗荣桓面对面席地而坐，摆上中国象棋，以黄河为界，将起军来，许多干部、战士都围拢观战，七嘴八舌，热闹非凡，顿时，长途行军的疲劳消失了，大家都沉浸在愉快的欢笑声中。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长征的生活经历时，都会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邓小平成了红军中干部战士的贴心人。
和战士们一样，邓小平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他工作十分繁忙，想抽烟却没有烟叶，有时，出去搜罗烟叶，往往空手而归。无奈，只能以树叶当烟叶。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邓小平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为了便于行军转移，干部、
战士身边只带三五天的粮食，经常需要到30里外的后方山里去背粮。
背粮部队要出发时，邓小平匆匆赶来了，他坚决要求去背粮，并且风
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吗？要吃饭，就得干。”于是，邓小平挤进队列中，同干部
战士一起向山里出发了。邓小平严在艰苦的长征期间，《红星》报一以律己，以身作则，与干部战士同度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食粮甘共苦，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宽大的革命胸怀。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女儿说：“跟着走！”毛毛这样评论邓小平的回答：“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其实，翻阅有关长征的历史资料，不难发现，邓小平在跟着走中，不仅把足迹和风采留在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而且把平凡而又闪光的业绩和精神融进了长征这部英雄的史诗之中……是他，在长征初期紧张的行军战斗中，克服种种困难，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着“精神食粮”；是他，从1935年6至7月间，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是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爬雪山，过草地，跨江河，跃关隘，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
［１］张廷益：《从“跟着走”到邓小平理论》，《廉政瞭望》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从刚开始看 作者的文笔说实话确实一般般，剧情也不好看，但谁又能一开始就能写出“好的作品呢，100多章过去了，能看到作者的提升，剧情的升华，也越来越精彩好看，鼎力支持，萧凡大帝，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