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县，这块地形颇似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聚宝盆的地域，因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而与四川省一道被赞誉为“天府之国”，也就是“天堂”的意思。
尽管世界在这个时候正经历着翻云覆雨的动荡，尽管在不久后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民都将卷入残酷而规模浩大的战争，但是，深处中国腹地的这个小县城却如世外桃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然过着田园般的生活。
邓文明是一个富裕的小康之家的主人，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他的家在距四川省中心城市重庆市北156公里之远的一个偏僻的山地村庄里，这个小村庄名叫“协兴”。
邓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取名为邓先烈。可是，邓文明和热情的亲戚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有个接续“香火”的儿子。尽管中国的一些先锋思想人士已经开始掀起反对传统封建主义的大潮了，可是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还是相信，一个儿子将意味着家族的未来与希望。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文明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第一个儿子。妻子临分娩的前几天，在这幢马蹄形的灰色木结构瓦房里，邓文明异常兴奋地布置了那张结婚床以迎接婴儿的诞生。这是一在历史的拐点上就是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位日后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张古色古香的大床，上面雕刻着龙凤等精致的图案，是一件南方风格十足的木刻艺术品。
按照民俗，邓文明在家门上挂上了弓箭，除了借此向邻居和客人宣布男孩的出世，也蕴含着他对儿子深沉而热烈的希望。他给儿子取名为邓先圣，也就是参加革命后改名的邓小平。
尽管协兴村又小又偏僻，却有着一家私塾和一所不大的小学堂。
1909年邓文明把儿子送到了那位私塾的门下。改其学名为邓希贤。
一、5块银元扶危济困的故事
邓希贤小时候聪明好学，8岁这一年，在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好朋友忽然悄悄地哭起来。希贤急忙问为什么，这位家境贫穷的同学说，他的妹妹病重，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就要死去，可是不知道如何才002
［１］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第４６～５３页。
能凑足这笔治疗费。幼小的希贤听完这个沉重的故事后默默地走开了。第二天一早，希贤跑到那位朋友身边，悄悄地塞给了他5块银元--这在当时当地可以买到500斤谷子--然而这一笔钱却是希贤瞒着精明的父亲从他的钱箱里偷出来的。
几天之后，东窗事发。邓文明发觉丢了钱异常恼火，气愤地把全家人召集起来。还未等到父亲说出第一句威吓的话来，年幼的邓希贤便站了出来。他递给父亲一根棍子，说错了。父亲狠狠揍了他一顿，希贤一声不吭地挨着打，眼泪却止不住地掉了下来。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事后，怒气平息的父亲开始仔细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儿子告诉他，自己的好玩伴遇到了困难，他的妹妹眼看就要病死了，但是他们家拿不出钱来治疗。父亲明白了，一把将儿子揽入那宽厚的怀里，连声称赞儿子做得好，做得对。父亲懊悔不迭，他问儿子在这不该挨的惩罚时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为什么不知道替自己辩解呢？小小的希贤抬起头认真地回答说，按规定小偷的确应当受到惩罚，所以自己挨打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为什么要哭，那是因为希贤觉得自己非常无能，以至于不能自己挣钱来救济他的朋友们。尽管显得如此纯真幼稚，但是这种本自于崇高的人道精神和传统儒家“仁义”道德的扶危济困的思想，已经在邓希贤幼小的心田里萌芽了。以后，当他领导农民闹革命时，当他跨马长征时，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当他坐在国务院办公室里或是巡视在大江南北时，也许他记起了或忘记了这个关于5块银元的故事，可是这种扶危救世的英雄主义精神早已渗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并且时刻鞭策着他，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个解放者的道路。
在1949年以前，他和他的战友们致力于把人民从“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在1949年以后，他又和他的同志们致力于把人民从贫困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不适应的生产体制中解放出来。
［１］［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７页。
5块银元的事情结束不久，父亲为了让大儿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便将希贤送到离家8公里以外的广安城里的学校。这是邓希贤第一次离开那个偏远而宁静的小山村，当然，从此他也告别了那种富裕的田园生活，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和理想希望的新的世界。
二、身在异乡的爱国者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
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老家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130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
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1600名学生，其中约30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样还不到20岁的学生青年邓小平不多，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
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
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忧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60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83名川东子弟，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三、勤工俭学的收获
19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法国警官在他的名册登记本上记下了“邓希贤”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惊讶地看着的眼前这位中国青年。是的，他不仅是这一批共88位搭乘“盎特莱蓬”号海轮的乘客中最矮的一位，而且也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一年，邓希贤才刚16岁，孩子似的圆圆的脸庞，梳得一丝不乱的长发。
邓希贤首先登上岸，在岸上组织他的同胞们，协调他们的行动。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将所有人分成了9队，每队约10人；行李也按小队分成了9堆，以便他们一队一队地上岸并通过海关的检查。
邓希贤已经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管理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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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第５７～６３页。
但是，现实常常令人大失所望。
当初邓文明舍得将自己的长子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是想让他能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当初邓希贤和他的伙伴们远离家乡和父母亲朋，为的是能够走出那个限制着他们身心发展的小环境，为自己也为祖国寻求一条崭新的道路。
然而在这里，邓希贤却不得不与黑人、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在工厂里干粗活。所谓的“勤工俭学”已经只剩下了“勤工”，哪有时间和财力去学习呢？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存在的。虽然邓希贤没有机会和时间学习书本知识，但是这种繁重复杂的工场劳作使他对于工人阶级有了切身的认识；这也使他结识了年纪较大、较为成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这些无疑都为他最终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日子时，邓希贤还学会了有关钳工活儿的主要技术，这些本领后来在“文革”中下放时再次发挥了作用。
1924年，邓希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这一年起，邓希贤就成了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员。
他到了巴黎，当邓希贤踏上这座城市的道路时，他已经决定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了。
如果把《新青年》杂志看成是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的信息刊物的话，那么，由中国共产党支部和青年团共同出版的新半月刊杂志《赤光》则是一本具有斗争性和宣传性的刊物。它的目标是“联合民众反对中国的军阀政府，以及联合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在这里，邓希贤认识了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党的最初的领导者--周恩来，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
邓希贤在出版的15期刊物中，一个人就撰写了37篇文章。他甘于在幕后做长期的努力，并且毫无怨言。他的书法功底在这里显示了应有的作用；他用灵巧的手和娴熟的书法艺术把一个个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上印出。在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二楼周恩来的房年轻的邓希贤曾是革命性刊物《赤光》的主要编辑，他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间，一期期充满战斗性的《赤光》迅速准时地发行着，它在旅法革命者中争相传递，成为点燃革命烈火的星星火炬。
在这个新的岗位上，邓希贤开始更加努力地工作，除了给同事们分派写作任务外，同时还审
校文章和亲自撰写文章。当然，他仍然没有放下他乐于从事的手工活儿，依然认真仔
细地把成千上万的字刻在蜡纸上。他刻的每一个笔画都非常漂亮、
清晰；而对于印刷工作，他也做得同样出色，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每期刊物都是用铅字印刷出来的。
鉴于这一杰出的工作，邓希贤被亲切地誉为“油印博士”。
用蜡纸印刷的《赤光》引起了约1500名“勤工俭学”者、学生们和华籍工人们极大的兴趣，他们也从这一刊物犀利的文章和精美的刻印中初步认识了这个叫作邓希贤的年轻的编辑。邓希贤写的文章不是纲领性的政策条款，而是以强烈的精神力量号召人们向虚假报导有关中国局势以欺骗人们的卑鄙行为作斗争。
这是当时一篇文章的摘录：“……青年党自称是旅法华人的领路人，而且要拯救中国。在他们的节日庆祝会上，演奏了美妙的音乐，表演了迷人的舞蹈，大家都轻快地跳着舞。如果人们想想，家乡到处都在进行战争，那么要把这个10月10日多彩的夜晚当作旅法华人的喜庆节日，只是一种伪善。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怎能在这五光十色的首都里的晚008
［１］张世明、郑晓国、相三栓著：邓小平珍闻录》，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２３～２７页。
会上呆下去呢？”其飞扬的文采与年轻人的豪气从中可见一斑。
1925年5月底，远方祖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很快传来了巴黎。“五卅惨案”使得上海和巴黎的中国心联结到了一起，跳动在一起。旅法共产党号召所有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赤光》杂志发表了标题特刊：“向屠杀上海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作斗争!”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法国巴黎的28个中国组织一致同意举行一次“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共同的危难使有着共同血脉却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团结在了一条战线上。
浩大的斗争行动终于触犯了法国当局和北洋政府，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和严厉的遣返浪潮。
秘密警察和间谍日夜监视着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总部，法国保安局已与上海的法租界警察制定了秘密的搜捕计划。
但是他们的反应显得迟钝了点--当警察闯进了卡斯泰耶大街3号小旅店的5号客房里时，邓希贤已离开法国边界几个小时了。法国警察推测“油印博士”一定在这里居住过，因为他们发现了油墨、滚筒以及几包印刷专用纸。
年轻的邓希贤在法国度过了整整5年的光阴。想当初，他是作为一个满怀理想和热望的16岁的热血青年踏上了西渡的轮船，他来到法国，只是为了学习崭新的知识和技术：他是作为“勤工俭学”者而来到欧洲的。
但是当他离开这片充满异国情调的土地的时候，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法语，欧洲见闻，西方国家的本质，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真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另外，他还喜欢上了法国巴黎的甜而香软的小面包，以及学会了打牌--这两个嗜好甚至一直保持到晚年。
历史是无从假设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到达马赛港时，邓希贤［１］［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２０～２２页。
在20世纪的邻邦俄罗斯也坐落着一所“中山大学”，青年的邓小平于这座苏联人口中的“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学习过。图为广东中山大学原址
还只是来自中国西南腹地的一个没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中学生，假如他能够按照原本的理想被里昂大学录取，假如他只是一直在学习而不是一直在和外籍工人们劳作，遭受饥饿和剥削，那么，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就只会有一位姓邓的科学家，而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应当感谢历史，是它使得年轻的邓希贤在离开法国去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莫斯科时，已经变成了一名在言语和行动上都有所作为的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了。
四、莫斯科的“小钢炮”
莫斯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积雪覆盖的冬天，那些楼房、教堂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似的。莫斯科的人们穿着保暖的皮毛衣物，围着大围巾，嘴里不断呼出的白色的热气，生活沸腾而热烈。
邓希贤和他的法国支部的同事们来到了向往久已的“中山大学”--苏联人把它称作“中国孙逸仙工读大学”。许多著名人物都在这所大学里学习过，例如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中国后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
迎接邓希贤他们的是方形主楼前一排排掉光了树叶的白桦树。壮观的苏式建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正端有成百个房间。饭厅设在楼下，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部门、藏书广泛的图书馆和上课的教室则分布在其他的楼层上。
大学座落在非秘密的地点，但它并不向外开放。谁要踏进大学校门，就必须向门卫出示他的身份证。甚至在莫斯科的报纸上也极少有关于校内学习生活的报道。只有苏联政府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东省了解这所革命干部训练学校的情况。
邓希贤和他的同志们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城市观光，参观大学，认识和熟悉同学、老师，以及了解他们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开始了紧张而热烈的学习生活。
当邓希贤踏上远离父母家乡的远洋轮船时，他不正热情地盼望着这种学习生活吗？现在，他实现了夙愿。
邓希贤和同志们必须上许多必修课，其中首先是语言课。俄语是必学的入门课，英语、法语和德语是可选听的课程。由于邓希贤已掌握了法语，老师不久便让他在本班和其他班级担任法语翻译。大多数讲课的老师只讲俄语，因此讲授和学生的提问回答均需由一名翻译口译，这样的教学非常艰苦但充满了激情。
邓希贤所修课程包括：人类起源、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史和西方革命史等历史课；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哲学课程；在政治经济学中他重点学习了《资本论》；另外，他还选修了一门极为重要的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地理学，它阐述了地理状况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影响。
可是年轻的革命家们更喜欢另外两门课：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课程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们，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热忱的共产主义者。而军事科学课程则分成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受训的革命者要学习作战方法、行军布阵和现代战争武器的使用方法，在那里，邓希贤学会了怎样使用冲锋枪、手榴弹、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军事训练课大多在军事学院进行，有时他们还去驻扎在莫斯科城郊的苏联红军部队里学习。
不久以后，整个大学人人都在谈论从巴黎来的“小钢炮”了。邓希贤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非常年轻，一眼看去给人以非常精干的感觉，加上他那四川辣椒培养出来的善于辩论的口才以及他对革命的热切的追求，同学们亲切而敬重地把他比作这种陆军中极有力的轻型武器。
邓希贤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他在晚年回忆起那些留法年代的往事时曾说：“我若能有钱买一块小面包或一杯牛奶的话，我总是高兴得很。”至此，在莫斯科他可以不必为面包和牛奶的问题操心了。
这里，他们有足够丰盛的食物。同学们在第一学年里吃足了鸡、鸭、鱼和肉块土豆。除了按在中国的习惯一日三顿热餐，每天还能有两道点心。但是邓希贤只享受了两个月，因为苏联政府需要增加面粉、肉、鱼和黄油的出口以弥补外汇的不足。
他们刚从巴黎来到莫斯科时衣衫褴褛；而来到“中山大学”之后便换上了不花钱的新衣服，从冬天的大衣到毛皮的防寒靴，到夏天的凉皮鞋，从牙刷到鞋油，全部实行配给制。
娱乐和文化生活也不缺乏。邓希贤可以经常来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玩他喜欢的桥牌游戏或者下下棋--他的牌技又长进了许多。
这一切都不是毫无目的的无私援助。苏联人要在这群“中山大学”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精英人物面前展示他们最好的关怀，他们的好客热情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战略措施。苏联人知道，对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精心照料，今后将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苏联人的本意是要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建立以自己为盟主的联盟。他们想要把中国革命者套在自己的战车上；另一方面，苏联人还希望在中国这个辽阔的、沸腾的农业国里找到富有影响的盟友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五、回国担任军事学校教官
1926年5月的一天，当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军人时，邓希贤的命运又开始了新的转机。
这个中国军人便是冯玉祥，苏联把他当作高级国宾来欢迎。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住在“欧洲宾馆”。邓希贤和中山大学其他共产主义者学012
［１］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第１４５～１５２页。
生们经常去拜访他，跟他探讨国事。而这位胖而和蔼的军人，也作为中山大学的“名誉学生”经常出入于校园。
冯玉祥每天都受到邀请，和重要的人物们会谈，例如加里宁、托洛茨基，以及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奇怪的是他从未能与斯大林这个政治军事强人见上一面，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大约能够装备40万人的军事装备。
因为斯大林想争取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成为他在中国的盟友，而这位“基督将军”也正需要斯大林慷慨的军事援助。冯将军回国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增加了许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和建议，有3位很有影响的领导人陪同冯将军并辅助他的行动；此外还有98名苏联顾问以及--莫斯科的“小钢炮”。
邓小平的回国旅途开始于1926年底，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乌兰库德，再换汽车到乌兰巴托和黄河上游的银川及兰州，最后到了西安。他开始坐火车，后坐卡车，然后骑骆驼和马，走了很长的路途。
最不舒服的路程一定是戈壁沙漠，他乘坐的是一辆弹药卡车。1月的戈壁沙漠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30度，在乌兰巴托与黄河之间有五百多英里。邓小平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在受到冯玉祥将军接见后，被告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心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亲自去教室里为学生们讲解不平等的条约必须废除，革命士兵与军阀军队里粗暴的雇佣兵的本质区别等。
1927年6月，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达成反共协议，开始“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随后，冯玉祥在部队和辖区开始“清党”反共。
邓小平于6月底离开西安到武汉。
邓希贤在莫斯科的朋友中，有一位青年总是穿着皮夹克，戴着鸭舌帽，个儿不高，走起路来蹦蹦跳跳。他的年龄比邓希贤小，但学龄却比他长。他们几个经常一块儿去教堂广场或是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非［１］［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武市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４２～４３页。
常奇怪，为什么邓希贤总爱围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
他就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
蒋经国和邓希贤一样，也是一个矮壮而热情的青年，排队时老是站在一起，肩挨着肩。这真是生活和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有谁能料想到，当年的这两个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几十年后竟会成为海峡两岸的领袖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从刚开始看 作者的文笔说实话确实一般般，剧情也不好看，但谁又能一开始就能写出“好的作品呢，100多章过去了，能看到作者的提升，剧情的升华，也越来越精彩好看，鼎力支持，萧凡大帝，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