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体变成了西式的代议制，但西式法律体系的引进，只限于沿海的都市（即使在都市也只是皮毛），农村里则连影子都没有。老的法律体系已经被废掉了，知县变成了县长，不再踞堂审案、打板子，他们的职能只是按某些方面的旨意把抗税抗租不交或者交得不够的农民“法办”一下（站笼这样的中世纪刑罚和砍头示众这种中世纪威吓手段也时有所见）。农村里连《大清律例》这样的东西也不存在了，各个土皇帝都可以言出法随。法律没有了，道德也没有了，统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的没有规矩和章法。当时的人回忆说：“寨有寨主，寨主豢养着一些专作鹰犬之用的寨丁。寨主不仅可以派款要差，处理诉讼，而且可以捕人押人。”有的寨主处理人命案件时还会知会一下政府，有的干脆自己做主，随意草菅人命。乡村的统治形态已经基本上退化到靠人类原始本能维持的地步了。
不言而喻，此时的乡村统治秩序基本上没有了道义的尺度，原始的血亲复仇又开始盛行。在1921年前后，河南嵩县东区的黄兑村，村长郭灿是本村大姓郭姓的头面人物，因为派差得罪了同族的另一个大地主郭某，郭某于是收买杀手将郭灿全家杀死，只有一个12岁的孙子因在外村的舅舅家而幸免，然后郭某在村里当了家。郭灿的孙子逃到外地投军，几年后带着一个结拜弟兄悄悄潜回黄兑村，杀了郭某全家，捞了两支枪又回到了军队上。这件事情当地县政府曾经过问过，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先是任凭郭某继承黄兑村的村长，而后又听任郭灿的孙子复仇。但不管怎么说，这里面毕竟还有政府的影子，而同一时期发生在河南伊阳县常渠寨的一件连环复仇案，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过问的可能。常渠寨张姓是大姓，一向握有村寨的大权，当时的寨主张梦华是寨中的首户，在寨中一手遮天，十分专横，结果引起了张姓的另一大户前清秀才张丰年家族的不满，张丰年的两个儿子于是收买了两个杀手，杀了张梦华，取而代之。但不久张梦华的妻子拿出许多钱和枪，买通了另一个土豪派人又将张丰年的全家杀掉，仅仅剩下一个媳妇。最后这个媳妇设法投靠一个势力更大的土豪，将杀她夫家的凶手给除掉了。除此之外，平民百姓受了土豪劣绅的欺负愤而投军，最后报仇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少年彭德怀的故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看到，原来乡村民间纠纷和危机处理的程序已经基本瓦解了，人们开始借助各种乡村社会以外因素来处理危机，寻求正义。在传统社会，人们处理危机、解决纠纷的基本趋向是尽可能不伤面子，避免走极端，而现在则动辄采取极端手段，肉体消灭已经成为解决权力纷争的基本方式之一。显然，这与整个农村社会浓烈的武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
红枪会——农村传统权力组织的武力反弹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农村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的一个阶段，不仅经济上破产，农民陷入普遍的贫困化的境地，而且农村原有的生活秩序以及组织网络都弄得七零八落，农村变成了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间地狱。军阀统治下的赋税与兵差的征发毫无规律而且连年增加，已经使农民难以应付，而且在长期的战乱中，军阀的军队变成了空前庞大的掳掠烧杀的机器，无论兵败还是兵胜，所过之处一概田庐为墟。1922年军阀陈树藩与吴新田战于陕南，结果是“自子午谷至汉中，沿路几无一幸免的女子”，“往日繁盛的场所，一概变成荒丘”。像这样的报道，当时的中国几乎无日不有。在河南，还发生过几次因村民处罚强奸民女的士兵而招致军阀部队有组织地“屠村”事件。土匪对乡村社会袭扰也日重一日，使农民穷于招架，但是，毕竟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和自我保护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遭到了破坏，有价值的社会精英大量流失，但在几千年中形成的东西是不大容易在几十年内全然瓦解的。在华北，当一个个单独的村社应付危机的策略有些失灵的时候，他们开始形成了联庄甚至数县一体的农民自卫机制，以反抗军阀和土匪无节制地对农村的掠夺和烧杀。
红枪会名称的来由，显然是由于他们多数人使用带有红缨的长矛。其实红枪会在各地有五花八门的名称，“在山东有红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在河南有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红枪会，在陕西有硬肚、白枪会、红枪会等名目”。红枪会只是一个概称。关于红枪会的源头，各家说法不一，有的说它来源于民间教门，有的说来源于民间武会，还有的说来源于乡团，但多数人都指出红枪会与义和团有直接的渊源，甚至说是义和团在新形式下的复活。诚然，红枪会与义和团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借助类巫术的神灵附体宣扬“刀枪不入”的神话，信仰的神灵也多为来自民间戏剧小说的天神地祗和英雄好汉，当年活跃在义和团拳坛上的猪八戒、孙悟空以及关张赵马之类戏剧影像，同样是红枪会的成员顶礼膜拜的对象，甚至连打仗时冲锋也与义和团类似，喝符念咒之后，袒露上身挥舞刀枪集团猛扑。
故事很精采，也很特别，作者的逻辑思维很强大，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故事情节都能表达的很完整，人物的内心描写也很细致，整篇读下来精彩不断，大力推荐。在快完结之季，希望所有相爱的人解开误会，幸福完美的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