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东北亚战略
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韩国、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这一地区，中国与朝鲜、蒙古和俄罗斯接壤，与日本和韩国有着紧密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同时，与日本存在着岛屿和领海之争。
（一）中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利益
作为冷战遗留痕迹最深的东北亚地区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大国利益交叠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极为突出成为本地区的两大特征。对以稳定为前提，以发展为最大政治的中国来说，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利益更富有“传统”的特征：岛屿权益、地区力量平衡、战略安全再加上中国急需的经济合作成为中国利益在本地区存在的主题。
在导入本文的主题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呢？即，中国与其宿敌日本结盟合作，从而构建全球最为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结盟存在着三个根本性障碍：历史问题、钓鱼岛纠纷和美日同盟。历史问题虽然很难解决，但是我们终究不能让历史恩怨代替我们对当今中日关系的观察和未来的构想。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宿怨？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与发展前景。因此，“当我们强大了也有办法了”，历史问题会得到一个较好的解决。但是，对于岛屿纠纷和美日同盟，我们除了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强大之外，还需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因此，这种设想变为现实的概率大概还是很低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假设，一个根本的道理就在于东北亚地区对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也太复杂了。
同南海问题一样，在东北亚中国面临的第一个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就是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主权纠纷。应该看到，钓鱼岛纠纷事实上也在威胁着中国东部运输通道的安全，尤其是钓鱼岛处在美国构筑围堵中国的第一条岛链的中心部位，由于该岛屿的纷争而使美国制衡中国的同盟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即美国已经完全协调了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立场。由此而来的日本扩张军事力量的努力，使得中国东部海疆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增强了。换言之，中国的安全利益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关于经济利益。中日2012年双边贸易总值为3294.5亿美元，下降了3.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8.5%，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例几乎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了800亿美元，是中国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达63.3亿美元。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方兴未艾，2007年至2010年，对日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增加了20倍。目前，中国是日本国债最大的持有国，而日本启动日元与人民币实行直接兑换，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首开先河。2012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2151亿美元，同比减少2.5%。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343亿美元，同比减少0.1%，自中国进口808亿美元，同比减少6.5%，韩顺差535亿美元。中韩双边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的比重为20.1%，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率比韩国整体出口增长率高1.2个百分点，自中国进口增长率比韩整体进口增长率低5.6个百分点，韩对华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2.1%。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在投资、贸易和产业分工等领域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中国的人力矿产资源、生产车间与市场，韩日的资金和技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中日韩三国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已提上了三国的议事日程，三国之间关于本币结算也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可以说，在政冷经热的东北亚地区，中国的经济利益是与韩日两国密切连接在一起的。
需要指出的，尽管中国处于东北亚经济产业链的中下游，但是中国的政治地位却是三国之中最高的，而且，这种政治地位将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中国要扮演国际舞台上更重要的角色，这种产业升级是必须的，因为很难想象难以在自身所处地区立足的国家会走向更广的国际舞台。中国在东北亚政治利益的经济基础，反过来也印证了中国在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基础性地位和极端重要性。
（二）中国与本地区的利益关系博弈
中国在东北亚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最近以来的强化趋势。换言之，中国与东北亚国家打交道时，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就是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纠纷将持久地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两国关系。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由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这次钓鱼岛纠纷正在日本国内促使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政治力量的整体保守化，而这种趋势将从根本上挑战健康的中日关系。受此事件的影响，日本强化其军事实力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并最终谋求军事独立，其结果，中国将面临着具体而近在咫尺的军事威胁。钓鱼岛所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大增。
此次纠纷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还表现在地区层面。由于领土纠纷而导致的中日关系紧张和中国不得不审慎地在军事力量有所必要的展示，而使美国找到了重返东亚的最为充分而必要的理由，其在本地区存在的合法性前所未有的有了极大的提高。表现形式就是美日同盟和韩美同盟在得到强化的同时，双边同盟越来越向多边同盟过渡。加之中菲、中越之间的紧张，南起菲律宾，北至日本（甚至韩国，中韩有黄岩岛主权归属的纠纷），沿着中国东部海疆围堵中国的阵线隐约浮出了水面。
尽管在产业分工和经济相互依赖的体系中，韩日依赖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但是，中国的这种市场供给是否具有足够潜质以转化为国家实力，是个值得疑问的大问题。换言之，中国手中的经济牌如何使用尚需仔细研究。
东北亚另一对三角博弈就是中韩朝三角关系。半岛分治作为本地区最为显著的冷战遗存，一直影响本地区的安全局势。客观地讲，由于半岛分治，由于朝鲜的存在，在中国的东北部边疆保留了一个抗衡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从而缓解了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但是，这个战略缓冲却成为中国外交不时头疼的大难题：朝鲜不时地向中国漫天要价，成为安全寻租的典型；而其核武追求又为国际社会诟病中国外援、包庇朝鲜提供了最大的口实。连同中国的半岛无核化的主张又与朝鲜寻求国家安全的努力相抵牾，一并构成半岛问题中中国的一大战略两难。
（三）中国的东北亚战略
第一，关于钓鱼岛纠纷。中国所要采取的战略首先是绝不能退让。与南海岛屿纠纷不同的是，我们可以采取持久战，变日本一家管辖为中日共管，留待以后解决。现在急需的是加快空军与海军现代化的步伐，尽快形成有效的、可信的远程攻击能力，奠定坚实的实力后盾。基于战略集中的原则，也基于日本在经济更多的依赖中国的现实，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巨大的经济损失制约军事冲突的发生。在发动经济战的时候，要保障最重的打击落到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头上，要对日本的战略产业造成根本性的损失，但不使经济战的规模扩大和泛化到地区层面。
第二，在经济合作领域消除由于中日韩三国长期存在的政治与领土争端、日本在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战略游移不定和美国等亚太地区大国战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准备和步伐，特别是深化金融体系的联系，逐步推进人民币在东北亚的国际化步骤，首先是落实与日本关于日元与人民币实行直接兑换的计划。
第三，关于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中国以主导经济合作的努力来弱化韩美日军事合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与俄罗斯达成更有效的战略互动，支持俄罗斯的东进战略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在北翼牵制美国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注意力。
第四，积极推进东亚儒家文化和佛教文明在本地区的扩展和影响，在形成本地区同质文化的基础上，增加中国的软实力，削弱由于中国急剧发展所导致的权力对比失衡给地区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心理恐惧和疑虑。
第五，形成中日、中韩的战略对话和协调机制，这些机制不应因具体的问题而受到影响，从而保障三国之间相互沟通渠道的通畅，减少相互间误判的可能性。进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中美俄日的战略对话协调机制，在本地区构建起牢固的地区安全架构。
四、中国在印度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对印战略
中国与印度比邻而居，同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曾因领土纠纷而发生过短暂的战争。现在，两国关系依然受困于久拖未决的边界问题，同时，在经济领域又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21世纪中印之间，将是一种复杂的邻居关系。
（一）中国在印度的相关利益
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两国共享着太多的文明遗产，同时，两国近代以来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当下类似的国家建设任务似乎预示着两国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但是，中印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纷争又使它们面临着严重的战略疑虑和安全困境。总之，复杂的中印关系决定了中国在印度的国家利益是多重的，同时又是至关重要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在中印边界的国家领土利益，中印边界存在争议地区的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之多，尽管两国幅员辽阔，但在国家领土问题上是不可能完全退让的，况且为此两国之间曾发生过短暂的战争。正是这一利益的存在，印度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谱系里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将占据很靠前的位置。
两国的经贸利益增长很快，2011年，中印贸易额达73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印度对华的贸易逆差为270亿美元，2012年中印贸易额有望突破750亿美元。中国现在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工程承包地。目前印度有100多家公司在华开展信息技术、软件外包和金融业务，中国有60多家公司在印度从事研发及电信和电力承包业务。尽管中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潜力巨大，双方的经济合作可以为中印两国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印度人口结构中年轻人比例远高于中国而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这种人力资源的优势将对中国未来的竞争产生很大的压力。
相比中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我们更要关注我们的战略安全利益。一是，印度支持达赖集团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尽管印度政府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为达赖提供栖身活动之所，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内藏区的社会稳定。二是，印度联俄，尤其是联美从战略上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带来严峻的挑战。三是，中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进口能源的80%要经印度洋运至国内，印度的印度洋战略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海上能源通道的潜在威胁。这些战略安全困境一并构成了中印关系的地缘政治魔咒制约着中印关系的顺利发展。
在国际舞台上，中印同属发展中国家阵营，同属新兴大国和金砖国家集团，改革与发展是两国所面对的共同国务，对于一些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气候变化等议题拥有广泛的共同的主张、利益和诉求，可以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借助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在改革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公平的问题，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特别是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方面，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也负有特殊的责任，印度可以作为中国可靠的伙伴。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印关于雅鲁藏布江水资源的潜在纷争也在制约着中国整个西部地区的水电开发和水资源利用，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印两国而言，是未来可能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二）中印之间的利益关系博弈
中印两国始终在用复杂的眼光相互审视着对方，这源于两国之间诸多的矛盾、分歧和利益博弈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两国的问题更多是出现在高政治领域，即国家安全和战略格局层面，而经济领域的忧虑远在其次，主要问题如下。
在国家的层面。印度对于达赖分裂中国集团的纵容和支持，始终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大因素。达赖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十足的分裂国家的政治投机分子，对此印度心知肚明。中印两国早在2005年已将两国关系确定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印度明知西藏事关中国国家领土完整，仍然支持达赖的分裂行径，不啻是对战略关系的莫大嘲讽，也是中国难以接受的。另一个问题是印度不顾国内尚有几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窘况，不遗余力地大张旗鼓地扩充军力，并将矛盾直接指向中国，引发两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军备竞赛，恶化了边界安全环境，也为地区局势的稳定带来隐忧。
在地区层面。印度将南亚国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染指，对于中国与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等国发展正常的国家交往妄加揣测，肆意干涉，严重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常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受此影响，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陆上邻国中，不丹至今仍未与中国建交。在东亚地区，印度近年来奉行东向战略，积极将其力量渗透到南海地区，借助美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等国一起构筑防华包围圈，压缩中国的地区空间，摆出一副与中国角逐东亚的势头，不能不让中国重新审视印度的真正意图。
关于经济领域，中印两国之间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竞争。首先，作为后发国家，两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雷同，产品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占领国际市场的竞争，比如在非洲地区两国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但是，印度的低龄化的人口结构和快速增长的人口规模在未来的竞争中将成为中国的一大压力。其次，两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事实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这既是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地区而言，这两种模式的取舍实际上就是一种关于国家国际威望和声誉的竞争。
（三）中国可以采取的对印战略
针对中印边界纠纷，中国一方面坚持平等协商，本着尊重历史、互谅互让的原则，争取和平解决的最佳前景，同时，做好各方面的部署准备防止战争的爆发。具体说来，可以采取的措施如下：一是，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缘优势，部署适量但不必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武器，形成对印的战略不对称优势。牢牢掌握对中印边界的制空权，部署精干的陆军力量尤其是装甲部队和山地作战部队，保证冲突发生前期能够掌握冲突地区的主动。优化进藏的道路建设，除青藏铁路外，提高新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通行能力，保障运输后续力量的畅通。二是，利用印度与南亚国家如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不丹的矛盾，在西线牵制印度的战略资源部署。三是，保持中国海军力量在西亚、印度洋的存在，从南线形成对印度的战略牵制。四是，密切中印两国的经济联系，大力发展两国在其他地区如非洲、拉美经济合作，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提高战争爆发的成本，降低武装冲突的概率。五是，与印度合作或者单独开发雅鲁藏布江的水利、水电资源，建设高原高水位水库，掌握对印的“水”武器。
对印度出于平衡地缘政治和中国崛起而奉行的联合俄美牵制中国的举措，我们可以尝试搭建中美俄印高层战略对话机制。一来防止中国成为周边大国制衡的目标；第二，以高层对话的形式提高大国间的战略互信，尤其是改善中印之间战略互信严重缺失的状况，防止误判的发生；第三，这样的战略对话机制可以给印度的地区抱负和国际抱负以充分的国际尊重，缓解由于中国急速崛起而给印度带来的战略疑虑和恐惧；第四，对话的具体议题和领域可以覆盖更加广阔的领域和地区，防止这些国家的战略注意力过分集中于中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东亚。
针对中国和印度两国不同的国际处境和对待国际体系的不同主张，即中国事实上是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希望国际体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反观之，印度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主张根本性改革现行的国际体系和格局。中国可以借重西方国家对印度关于国际体系和格局的主张以外交上的牵制，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际利益。
虽然中国在中印经济相互依赖体系中具有不对称的优势，但是随着印度国内年轻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未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基于此，中国可以考虑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以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更加持续经久。
五、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对俄战略
从历史上看，中俄之间因为领土多次发生过战争；20世纪，当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时，中国一度与苏联结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的一员，后来与之交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逐步正常化。21世纪的中俄关系会怎样呢?
（一）中国在俄罗斯的相关利益
中俄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尽管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恩怨不断，但随着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世代友好，互不为敌”国家关系方针的确立，两国的关系已处在历史上最佳的水平。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邻国，横亘整个中国北部，回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时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可以知道俄罗斯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说是多么重要，可谓国家安全的“半边天”。理性地讲，对于两国安全的最大利益而言除了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之外别无他途。
在国际舞台上，中俄均为世界大国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同的立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对于制约单边主义，改革旧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关系的均衡化与民主化和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持积极的态度，对华关系的热情也在日益增高，基调空前积极。普京在总统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国经济的增长绝对不是威胁”，而是“俄经济之船借力中国风的机遇”，“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自信表示欢迎”。至于两国间存在的某些利益差异和意见不一，普京强调必须“按照亲密朋友的方式去解决”。俄罗斯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概言之，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资借重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在地区的层面，俄罗斯整合中亚的“欧亚联盟”战略和加快融入亚太的“东进”战略，对于对冲美国重返亚太、立足中亚的努力，改善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巩固西北部战略后方，减轻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压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经贸领域。2012年，中俄双边贸易总值分别为881.6亿美元，增长11.2%，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地大物博，它的能源、矿产、木材、工业原材料和一些基础工业的技术是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能源可以有效地改善中国能源进口的结构，缓解能源运输的“马六甲”困境。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在经济相互依赖体系里中国已经具有了不对称的优势，这也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俄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关系博弈
尽管中俄两国关系近年来发展良好，而且可以预期这种良好的势头将保持很久的时间，但是，中俄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是显性的，更多的是隐性的。
中俄两国在文明和文化上始终泾渭分明，并且很难对话，因此容易相互误解，产生隔膜和不信任，这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深层心理原因。中俄都是世界大国，都在经历经济上的崛起，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权威魅力”，吸引对方加入到以自己为核心的共同体中。而且中俄的大国抱负很容易将对方不自觉地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持有防范心理。这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潜在障碍。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基于历史的原因和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的现状，俄罗斯担心帝国会因为中国人的到来发生断裂，从而对中国人的入境和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中国在日本海出海口的权利由于前苏联铁路设计上的故意压低水面净空而名存实亡，至今俄罗斯仍然不愿提及。事实上，在国际上俄罗斯也在提防中国。中国与印度和越南都有领土争端，但是俄罗斯却与这两个国家大做军火生意，尤其俄罗斯出售给越南的武器几乎一夜之间使得越南的海军实力迈进了现代化的行列。虽然俄罗斯也在向中国出售武器，但同样的装备印越两国的技术含量显著地高于中国，如俄罗斯出口给中国的是S-30MKK战机，而印越两国得到却是S-30MKI战机，后者的技术性能远高于前者，而且具有对地攻击的能力，这是前者所不具备的。
与俄罗斯潜在的对华提防心理一道构成中俄关系障碍的还有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倾向。俄罗斯是一个超级现实的国家，在国内，俄正在实行“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复兴战略，俄罗斯尤其是其主流社会清楚地知道，这个战略目标的达成只能是走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可以印证的成功的道路，进而最终融入欧洲社会。西方的资金、技术、发展理念是俄罗斯所离不开的，其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也是西方的。加之，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垄断地位，俄罗斯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始终是其对外战略设计的核心与最终关怀。这也成为俄罗斯对华关系尤其是在一些具体事务领域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鉴于此，无论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还是东进战略，牵制防范中国的意图始终是存在的。近年来，俄罗斯始终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关注和科研活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担心中国在北极卷入太深而危及到自己的利益，这将成为中俄之间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利益分歧点。
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担心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供给地，从而对华存在过度的经济依赖进而丧失其经济的独立性。近年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担心越来越被俄罗斯所认可，即随着中国国防科技力量的迅速发展，中国武器出口会夺走俄罗斯传统的市场。这也导致了近年来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停滞反复局面的出现。
（三）中国的对俄战略
中俄关系的显著特征是：政热经慢，国际共识广泛，但是潜在的制约中俄关系的因素尤其两国深层次的战略疑虑难以消除。基于此，中国的对俄战略设计既要注重拓展两国的互利合作，还不应忘记牵制的一面，具体说来如下。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战略的层面，我们还要继续充分认识到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增信释疑，加强全方位的战略协作。在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国的安全面临极为严峻挑战的时候，可以考虑变“战略协作”为“准盟友”，并且以上合组织为基础构建“准同盟体系”，打造两国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依托，以持续中国的现代化复兴进程。扩展上合组织的职能，在保持其增加国家间政治互信，维护地区稳定，打击三股分裂势力的功能的同时，增强其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所可以发挥的作用。对于俄罗斯极度关注的中亚地区，中国暂时不宜拓展太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但要持续地增强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存在和渗透力，形成经济上关键要依赖中国的情势。
在经济领域，除了继续强化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形成更加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消除俄罗斯对中国发展中俄经济联系的疑虑。俄罗斯担心会沦为中国的原材料供给地，担心中国在俄远东地区的经济活动会造成该地区的中国化，最终导致帝国的断裂。因此，中俄的经贸一方面要继续扩大合作的领域，以双方合资合作经营的方式挖掘潜力，必要时可以让俄占有更大的股份。另一方面对于赴俄经营的中方公司和人员要加强引导、教育，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避免出现违法经营的活动。对于军事技术交流，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相比之前苏联已严重衰退，但是俄罗斯的海军、陆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一些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仍然很先进，仍有一些技术甚至是关键的技术非常值得我们引进和借鉴。俄罗斯的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原材料的出口，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制约。中国可以择机利用俄军工企业的财政困难引进我们需要的装备和技术，事实上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来保持军工体系的持续运转。
对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潜在的下意识牵制，中国必须考虑相应的反制措施。首先，中国要持续地加大对军事力量的投入，尤其是远洋海军和远程战略空军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厚植国家安全的最后根基。在亚太地区只要中国的整体军事力量没有超过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量与日本军事力量之和，中国就不是俄罗斯的主要军事威胁，但足以牵制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军事盲动行为。其次，密切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用经济手段拴住中亚，在俄罗斯的中南部站稳脚跟，但要避免过度地投入太多的军事关注。再次，支持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包括欧盟的东扩。借重北约的军事职能在俄罗斯的西部形成战略上的对俄牵制。最后关于北极问题，中国可以选择的做法：一是，联合俄罗斯一起进行北极的科考工作；二是，中国可以借助于印度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心态与之联合，进行北极地区的调查研究，甚至也可以选择与日本、韩国联合。总之要避免在北极问题上发生与俄的单独对峙。
六、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亚战略
中亚各国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在21世纪，中亚地区既是中国打击三股势力、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密切合作的区域，同时，本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两者之间互补的经济结构也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大有可为的地区。
（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相关利益
苏联解体之后，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出现五个新的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加上一直以来积贫积弱的阿富汗，一起构成了大中亚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亚成为大国角逐之地，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的版图中越来越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作为近邻中国的地区，中亚对中国有着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和重大的经济尤其能源利益，同时也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重要桥梁。
首先，西亚地区是中国构建和谐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和平崛起的重要的外部战略屏障。战略后方是我们对中亚的传统理解，但是随着美国以反恐为名进驻中亚并大有安营扎寨之势之后，战略后方的大门已经开启，中国面临着美国潜在的军事威胁。稳定中亚就等于为中国国家安全争取到了广大的西部战略空间。
再次，西亚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是我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主要滋生地。打击三股势力，维护我国西北地区长治久安和国家统一需要西亚国家的密切合作，一个稳定、繁荣和安全的西亚已经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条件。
其次，中国在中亚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亚是一个有6000多万人口的新兴消费市场，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中国经济结构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虽然在前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存在着完整的产业链联系，但是多处于下游，而且随着国家的独立这种产业分工已被打破。中亚不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工业生产体系的现实情势，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事实上，在经济领域中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亚油气和矿产资源丰富，对于缓解中国资源日渐短缺问题具有重大的经济战略价值。而且中国与中亚之间已经初步建立起便利的运输通道，可以保障安全供给。尤其对于能源来说既实现了供给的多元化，还可以缓解海上运输的马六甲困境。
最后，作为“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亚是中国通向西亚与欧洲的重要桥梁。西亚在中国对外联系路线图上的位置已越来越重要，连同亚欧铁路辐射带的经济繁荣已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时代符号。
（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关系博弈
作为新诞生的中亚国家与中国有着长达3370公里边界线，随着2008年9月20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代表在卡拉苏-阔勒买口岸共同为第83、84号界碑揭幕，标志着边界线全部划定。中国与中亚国家再无任何领土上的纠纷，这为发展双方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上，中国与西亚国家并不存在任何重大的利益冲突，而且，中亚国家作为新近诞生的国际行为体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的支持，尤其需要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以管理新生的国家。基于对前苏联的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中亚国家需要借助于中国的力量以平衡俄罗斯在本地区的存在，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普遍持有一种乐观和欢迎的态度。这样就构成了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信任基石。
如前所诉，中亚国家由于自身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经济领域依赖于中国，虽然两者之间不存在结构性的分歧，但在经贸利益分配上还是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随着中国商品的大规模涌入，中亚国家担心自己的经济体系会被中国商品所冲垮，而一些中国企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当地社会收益的经营活动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值得我们关注。
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中亚国家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经济上依赖中国，政治和安全上依赖俄罗斯，任何一方在本地区实力的过度强大都会对它们的国家利益带来潜在的威胁，如何协调与中俄两国的关系成为中亚国家的头等外交大事。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中亚国家奉行一种平衡的战略，借重于中俄的相互牵制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另外，中亚作为严重缺水的地区却与中国有着国际河流的连通，对于水资源分配的纠纷已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因素。
（三）中国的中亚战略
基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双方关系的特点和中俄中亚的三方博弈，中国的中亚战略可做如下设计。
在经济领域，中亚国家向西、南和北发展，并不能与那些国家形成经济上的互补，向东与中国则可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有鉴于此，中国要进一步密切与西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产业链上形成深度的分工合作体系，继续强化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利用已有的经济不对称优势，在合适的时机，中国可以考虑与中亚国家共建自由贸易区，构建更广阔的东亚－西亚市场。
在安全合作上，进一步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功能，加大打击“三股势力”的力度。发挥上合的政治功能，缩小以至于最终取缔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最终将上合建成保障国家安全与和平复兴的战略依托。在双边关系上，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积极发展与哈的双边关系，不仅可以起到风向标的示范作用，还可以影响地区合作组织的进程，需要持以特别的重视。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一方面可以帮助中亚国家建设国内的信息网路，完善它们的路网交通设施，另一方面将国内的道路运输和管道运输与中亚已有的运输系统互联互通，在硬件设施方面与中亚形成更为紧密便利的联系，更好地发挥出“新丝绸之路”的桥梁作用。
七、中国周边南出与西进战略之争
中国战略界正进行一场事关外交主攻方向的大辩论。学院派的王缉思认为中国应该西进，进行战略再平衡，而杨毅、罗援等军方将领则主张南进。这场辩论将影响今后十年的外交方略，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王缉思认为，中美在东亚的竞争已日益呈现某种零和格局。但若西进，中美在投资、能源、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的合作潜力都较大，而且几乎不存在军事对抗的风险。在维护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稳定的问题上，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提供帮助。
杨毅则认为，中国应采取固北、稳西、安东、拓南的地缘政治战略，深化和巩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北部战略方向稳固无忧；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确保西部战略方向不出现大的动乱，稳中求进；确保稳定东部方向阵脚的同时，实现向西太平洋方向的突围；重点是面向南海，面向印度洋，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经济作先行，军事作后盾，外交作周旋，占实地，获实利。
这场辩论关系到中国外交今后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的重大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国防外交资源的分配与整合问题。按照王缉思的观点，既然中国在东部被美国围堵，不如西进突破，反而可与美国交好。但问题是，中亚地区宗教、种族矛盾激烈，是一个战略大泥潭，中国若陷入其中，不要说突破，恐怕连抽身都很困难。
尤其是俄罗斯视中亚为禁脔，中国西进势必与俄国迎头相撞，与俄为敌，届时中国将面临东部有美日围堵、西部有俄国对抗的战略困境之中，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王缉思的西进策略未必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却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最为有利。中俄战略协作是美国的心病，如果中俄交恶，将使美国渔翁得利。
相比之下，杨毅的南进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南进面临的对手并非强国，而且以经济战略为抓手，名正言顺。另外，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经济影响力愈来愈大，完全有条件将经济影响力转变为政治影响力。事实上，美日印也正积极向东南亚埋手，中国若不及时出手，将失去战略机遇期。
作者也认为，加强中缅关系与中国南出战略，对于中国突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有着重大的意义。加强与缅甸的合作，（1）周边格局方面，可以在交通运输方面，有一个南出的通道；（2）地缘关系上，西可以牵制和平衡印度，东南可以阻碍越南西联系；（3）经济方面，可以形成与南亚在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互补关系。
八、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战略
蕴藏丰富油气资源的中东地区长久以来就是世界的热点，也是世界格局变化的晴雨表。由于中国能源需求大，对外依存度高，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经济版图尤其是能源利益而言有着重大的利益关切。同时，与中东国家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关利益
中东以其独特的文明形态、至关重要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东是中国的周边延伸区，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国家利益版图上具有重要的分量，主要涉及我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从政治层面来看，中东国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中国持有广泛的共同立场：双方都坚持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和干涉别国内政。有鉴于此，它们可以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同盟。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和重大政治利益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中国需要中东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在全球战略上，中东是国际形势变化的晴雨表，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又是大国汇集合作互动与相互牵制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的战略屏障和延伸依托，有助于我国发挥大国作用。
从经济层面来看，该地区是中国实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战略的理想之地。近几年来，中东国家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市场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综合考察，该地区主要有能源、经贸、劳务、科技和军贸五大市场，其中尤其以能源市场和经贸市场为著：能源市场，中东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950亿吨，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0%和生产量的30%；天然气储量约52.5万亿立方米；经贸市场，2009年中东国家的GDP就已达1万多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额为7800亿美元，海外资产为8000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该地区的需求增加，重点在油气资源、经贸市场、投资等方面，尤其是石油的需求，截至2012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7%，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中东地区，中国也成为中东石油最大的卖家，每年约1/10的石油出口到中国，可以说中东的石油对于中国而言其价值已不仅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在经贸领域，2010年，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贸易额突破1900亿美元，但是，跟美日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也预示着中东市场对中国而言尚需大力挖掘。另外，中东还是中国重要的劳务市场、科技市场和军贸市场。
从安全层面来看，中东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特别的意义。从地区层面来看，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不仅由于其资源与地缘位置，更由于其与西方截然有别的文化和文明，中东地区滞留了美国大量的战略资源和战略注意力。鉴于此，中东是牵制美国从战略上转向中国的一个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从国家层面来看，土耳其基于历史的原因与东突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与土耳其的良好双边关系事关中国西部的稳定与安全。中东地区另一个重要的国家以色列也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密切相关。以色列先进的技术是中国所需要的，这固然是一个利益需求。但重要的是以色列在本地区独特的战略作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为敌，而且是美国在本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发展与以色列的稳定关系在战略上有两重收益：一是制衡美国，另一面也可以牵制伊斯兰势力的战略东转。
（二）中国在中东国家的利益关系博弈
在地区层面，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一种中间并略微偏袒巴方的立场，但足以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这也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一个分歧。这一问题，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以色列对中国需要的增加而又有了新的变化。如何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做到有效的战略平衡，成为中国在此地区进行战略博弈的一个核心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分裂威胁，中国需要中东国家对中国打击分裂势力的努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中国除石油外在本地区受制的另一因素。
在国家的层面，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由于东突势力而受到严重影响。土耳其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的大国抱负，指责中国打击“东突”分裂国家的正义行为，包庇、纵容东突分子的恐怖主义行径，不啻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负向因素。
（三）中国的中东战略
中国在中东地区直接和间接的利益实属重大，因此中国的中东战略首先要实现战略上的集中，对于中国需要的石油资源要有清楚的相关知识储备，还要做到战略上的平衡，即在多种力量之间分配合适的战略资源已达到一种平衡的情势，最后还要有足够的战略灵活，随时基于时局格局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
基于这样的原则，中国首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详实地调查全球（首先是中国）能源的布局、储量、种类、分布地区、市场需求的变动情况，掌握尽可能详尽的信息。在扩大能源进口多元化的同时，在国内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提高开发新能源的技术，如页岩气的开采、潮汐能的利用等，减少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在和中东进行石油贸易的同时，多宣传“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理念，不仅是中国需要石油，也要让中东国家清楚地知道，“只有将石油以适当的价格出售出去、维系长期稳定的客户，才能使其获得长期、稳定、且可观的收入，为本国带来实惠。”
九、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非洲战略
中国与非洲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和矛盾，在过去的20世纪里，中国对于非洲的一些国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中国也得到了非洲许多国家在诸如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等重大国际事务上的支持。非洲是一个后发地区，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建立面向21世纪友好和良性互动的中非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一）中国在非洲的相关利益
中国和非洲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相似的历史遭遇，相似的国内发展任务，相似的国际主张。中非关系不仅仅有朋友之情，更多的时候还是兄弟之义。基于这种特殊的外交关系，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利益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年来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凸显。
在政治领域，在事关中国领土统一的台湾问题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的核心政治利益在非洲是有保障的。中国和非洲一道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中国对非外交不仅践行了这一原则，也成为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最佳之地。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会越来越大，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实践中国的国际抱负，非洲无疑是不二之选。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越来越多，但中国援助非洲方式的变革及显著成效，却给了非洲国家许多的启发与联想，非洲的知识精英与政治领导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中国经验对于非洲可能具有的意义。换言之，经济交往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流向政治领域，中国的软实力也由此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经济领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于近日发布的《2012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中非贸易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达1663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012年有望突破2200亿美元。2009年以来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1亿美元；中国从1992年开始进口非洲原油，从当年的50万吨增长到2010年7085万吨，目前来自非洲的原油约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30%。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是实现中国资源和能源进口的多元化。除此之外，非洲大片的待垦土地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耕地资源。总之，中国的技术和非洲的资源、市场构成了中非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两个核心部分。
（二）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利益关系博弈
虽然中非关系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束缚而迈向切实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民生诉求，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务实、理性和前瞻的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非之间全无矛盾。事实上，中非之间也有分歧，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比较突出的问题有：部分出口到非洲的中国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一些中资矿业企业存在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问题；部分中国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未能照顾当地就业问题，只关注于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不能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另外，除非洲部分矿藏富集国外，中国对多数非洲国家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贸易顺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边贸易积极性的下降。
中国在非洲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西方以反恐为名，将军事力量部署到“有恐怖威胁”的地区，借助军事优势重新在非洲取得战略优势；对恐怖主义的过分渲染与武装冲突事件的频仍也会使非洲人失去对自己发展战略目标的清晰认识，忘记了发展而热衷于发展武备。对于追求经济合作的中国来说，由于一些国家战略目标的转移，其在非洲的影响力下降了。
（三）中国的非洲战略
非洲在政治上依赖于中国，这是中国制定对非战略的先天优势。而来自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也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曙光”，但是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超越经济领域本身，超越非洲的地缘限定，需要从整体的战略高度审视之。因此，中国的对非战略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做到政治与经济两手抓，同时，立足非洲但要超越非洲的地缘边界。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在政治领域和地区层面加强中非战略合作，积极稳妥地支持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在与具体国家的双边关系层面，中国不仅要与政府、政治精英交往，还要与所在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避免在当地形成“中国支持当地政府”的印象，而应保持一个公正、不干涉内政的形象。加强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公共外交投入，尤其是要改变外交言辞中空洞的话语体系，赋予外宣语言更具当地的实践意义，使当地民众了解中国在非洲的目的和所扮演的角色，消除民众的疑虑。在双边关系层面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是发展与非洲大国的良好的双边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发展、协调与非洲整体关系的战略支点。
对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妖魔化宣传，一方面中国不要过于在意国外的批评而忽略自身的优势，不要过于在乎大国关系却忽略其他因素；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地开展针对西方恶意宣传的公共外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外国民众说明情况，对西方的歪曲报道进行反驳，加以澄清，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特殊的利益维护上，鉴于中非良好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可以考虑适当采取结盟的方式予以保护。
其次，在经济领域。对于出口至非洲的商品，中国可以与非洲国家联合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将产品的质量问题消除在襁褓之中，摘掉中国商品等同于低劣货的印象。加强在非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监管和教育，要他们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生产更多地兼顾当地的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统筹各部门在非洲的利益，避免过于在意部门利益而忽略国家利益。对于对非援助，在加强对非援助的同时大力宣传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理念和经验，变输血为造血。
最后，加强中非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的理念与中国的故事多向非洲讲述，提高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
十、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拉美战略
中国与拉美地区在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冲突、战争等纠葛。从经济领域看，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发展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尤其是大宗矿产资源贸易，将是中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相关利益
拉丁美洲现有33个国家和12个尚未独立的地区，总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千米，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3.18%，人口5亿多。拉丁美洲自然资源相当丰富，是世界主要能源、原料和粮食供应地，也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消费和投资市场。中国与拉美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相同的发展任务，这赋予中拉关系巨大的发展活力。迅速发展的中拉关系也汇集了中国大量的政治经济利益。
政治上，拉美是中国可以借重的重要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的发展中地区，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都是国际新兴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拉美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和重大利益，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府在涉台、涉藏、涉疆等问题上一贯给予中方理解和支持。随着国际体系的调整变革，中国与拉美在全球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等领域具有众多的战略共识和利益契合点。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框架下，拉美与中国积极协调，支持中国的主张和倡议，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提升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经济领域，2011年中拉贸易额达到2415亿美元，2012年将突破2500亿美元。在投资领域，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540亿美元，涉及能源资源、农业、生产制造和加工等领域。同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也逐年增长。截至2011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在华投资项目共计27875个，累计实际投资额1533亿美元，占全球累计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1%。中国与拉美之间保持着良好的金融合作关系，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国有关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中拉经贸合作的融资支持，积极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基础设施、能源、矿业、农业、社会发展等领域重点项目。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和巴西两国中央银行分别签署了700亿元人民币/380亿比索、1900亿元人民币/600亿雷亚尔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还体现在三个方面：（1）拉美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成为中国工业原料的重要供应地；（2）拉美还是中国实现能源来源地多元化的现实选择，来自拉美的大量油气资源能够极大缓解中国能源运输的马六甲困境；（3）拉美广阔的市场为中国企业海外布局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支点。
在战略层面，拉美自美国的“门罗主义”以来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容欧洲和其他大国染指。中国在拉美的存在扩大了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可以有效地牵制美国在东亚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与制衡。
最后，拉美还有一种无形的资源值得中国借鉴。拉美国家是在第三世界中最早获得独立的国家，也是最早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艰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对于快速迈向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二）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关系博弈
中国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有两个阻碍因素：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如前所述，美国将拉美视为不容他人染指的后院，对于任何域外大国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都持有一种内在的心理紧张。近年来在美国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积极发展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对美国在拉美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诸方面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是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和在拉美绝对影响力的表现，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扩大无疑对美国是一种威胁。美国在拉美的存在已近两百年，可谓根深蒂固，拉美国家尤其是加勒比地区的国家都对美国有着深深的依赖。中拉关系事实上是一种中拉美的三方博弈关系，美国因素已经深嵌拉美的对外交往中。
台湾问题主要存在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长久以来，中美洲、加勒比国家饱受战争摧残，政局动荡，地区内国家经济大多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经济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严重依赖国外援助。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对象为美国，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比较大。政治上受美国影响，多采用选举制、议会制和多党制等现代政治制度。中美洲、加勒比国家对外战略选择有一种内卷倾向，这种趋势自从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存在，如今更加明显。它们将发展睦邻外交作为本地区国家外交优先发展的重点。鉴于加勒比国家的经济外交特征，台湾当局利用“金元外交”战略，不断强化与拉美地区某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以换取这些国家对台湾的承认，增加其国际存在空间。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也有着经济上的往来，但是大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也成为中国发展与作为整体的拉美关系的一个软肋。
（三）中国的拉美战略
中国的拉美战略简洁地讲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应对美国因素，二是基于拉美国家的地区差异特征采取相应的具体政策。
关于如何应对美国因素。首先，应对美国因素的基础是继续发展与拉美的良好的双方关系。一是完善战略性目标，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二是大力提升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软实力，使拉美真正认识到中国在拉美的目的、对拉美的价值和所扮演的角色；三是重点发展与拉美重要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家的战略关系，实现以点带面，以局部促整体的突破。四是对拉美日益高涨的左翼势力给与足够重视，强化与左翼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上牵制美国。其次，基于中拉关系事实上是一种中拉美的三方博弈关系的现状，探讨建立不定期的中美拉三方会谈机制。中拉美三方关系既不成熟也不对称，而且越来越具有复杂性，但是在三方关系中中国的影响力是处于上升势头的，在三方框架中探讨中拉关系可以在不损害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削弱美国的疑虑和恐惧。再次，中美可以充分利用并扩大拉美议题战略对话机制。例如，自2006年起美国将拉美议题开始列入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之中，4月正式启动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外交部就拉美议题进行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又次，中国企业既可以与美国企业联手开拓拉美市场，还可与西班牙、日本、韩国、法国和德国等国企业共同开发拉美资源或进行金融合作。减少或分散来自美国的压力。最后，中国应利用各种平台，加大中国对拉美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和“拉美正在变成中国后院论”等论调的负面影响。
实行差异化区域外交战略应对中拉关系的区域性差异。所谓中拉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是指：中国与北部墨西哥呈现政治稳定经济竞争、与中部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呈现政治滞后经济缓慢、与南部南美洲国家呈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态势。具体说来，中墨应稳妥地处理好双方经贸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防止经贸纷争影响双方政治关系。优先处理经贸关系中的分歧，强化政治关系是中国发展与墨西哥关系的应有政策。对于中美洲，中国应该将发展与中美洲、加勒比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通过发展互惠经贸联系加深双方共识，以共识积累的方式实现双方关系的正常化，进而解决双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虽然中国与南美洲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稳定，但也要预防经济领域内的纷争对双方政治关系的潜在影响。加强与南美洲国家的对话，提升合作水平，推动双方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总之，发展与拉美的关系要灵活地处理美国因素，在地区层面加强与拉美区域性组织联系，强化整体对话的机制和平台，在国家层面要密切与重要国家关系，完善中国在拉美的战略支点布局。
十一、钓鱼岛等岛屿主权争端与中国对日菲经济战
在我国的东海和南海海域，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我国存在着钓鱼岛、黄岩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屿及其毗邻海域的主权之争，尤其是2012年发生的日本对我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和菲律宾企图抢占我黄岩岛的事件，更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相关岛屿、海域的主权利益。以什么方式解决这些争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认真研究。
（一）经济互补与经济战争
中日菲越之间，国家关系的经济领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从这四个国家的文化看，都属于东亚文明范围，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日菲越的影响较大。在对方的国家中投资、创业、贸易等，文化差异方面的障碍较小。从投资和贸易的成本看，距离较近，运输费用较低。无论是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海运和空运，还是与越南的水陆空运输，成本比中国与其他区域的运输费用低得多。因此，中日菲越之间的经济合作，文化和距离方面的交易成本十分节约。
从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呈现出阶梯状格局。日本为发达国家，中国为中上发展中国家，越南和菲律宾为排在中国后面的发展中国家。一是技术和产业不在同一层次上，相互之间同质竞争并不十分激烈；二是技术从高到低流动和扩散，技术与劳动的结合，通过相互间的投资和贸易，形成不同产业层次的分工和协作。比如，日方技术管理与中方制造结合；日本的技术、高端制造业，菲律宾的农产品和劳务输出，以及越南的低端制造业，与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市场、产业的向外转移相结合，形成互补的经济关系。
特别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投资贸易关系，以及东北亚中日韩之间的经济互补，区域内技术、资源和市场的紧密合作形成的繁荣，与欧美经济区域发展的放缓相比，呈现的是一个上行和强势的亚洲经济区域。
然而，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一直对中国的钓鱼岛、黄岩岛和西沙群岛等领土和海域，有着不切实际的主权要求，并违法占领，或者试图占领和管制这些岛屿和领海。这样的情况下，一是中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议，还是运用经济战争逼迫对方止步，需要成本和代价的比较；二是即使需要运用武力，时间上如何部署，先从哪个方面动手，也需要权衡利弊。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军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对于发生冲突的各方，都是两败、或者几败俱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看，亚洲内斗，欧美，特别是美国可以借机压制亚洲发展的势头，保持美国的竞争力。然而，领土，不论面积多大，都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主权不争，民众无志，国家衰弱。因此，在国家利益的权衡中，领土利益往往大于互相交往与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在解决领土冲突中，经济战往往比军事战成本较低，而且，在中日菲越四国中，开展经济战，中国有独特的和能打胜的优势。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正在处于上行阶段。以往国际间经济战的经验证明：经济规模大国对经济规模小国打经济战，经济规模大国占优势。出口顺差国对出口逆差国打经济战，出口逆差国有优势，因为顺差国对逆差国的贸易依赖性更强。在经济战中，货币处于上行的国家更强势，货币处于下行的国家处于弱势。一旦经济间开战，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占优势，储备少的处于劣势。高赤字率或负债率的国家处于下风，低赤字率或负债率的国家占上风。一个国家，有军事硬实力，也有文化软实力，还有第三种实力，即经济实力。这三种实力中，中国比较有优势的是经济实力。虽然人均水平不高，但总量规模很大。因此，要学会打经济战，用我们的优势去打击日本，而不要轻易用短板部分与日本斗力；也可用自己的经济优势，重创菲律宾和越南。
综合看，中国在与日菲越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占据优势，有条件、有能力通过贸易制裁让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遭受较大、甚至重大损害。
（二）2012年中日与中菲经济战
从中日经济关系看，近年来我国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有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