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战略和行动
前面我们分析了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冲突，本章将深入探讨中美两国在面对国家利益冲突时所应当采取的战略和行动。对于互不协调双方所采取的战略和行动，会带来的投入、代价和收益暂不作考虑。
一、美国：确保未来全球领导地位的对中博弈
从历史上看，美国为获得其目前的领导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独立战争前，美国处于被英国等欧洲列强压迫的殖民地的地位。美国向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口农业产品、铁矿及铁等，英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等工业品。1783年，美国借着第二次工业化的春风建设国家制度和货币体系，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战争消耗且出售军火，美国在1900年GDP规模超过英国，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获得与英国同等的制海权。
二战期间，美国先是坐山观虎斗，后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国阵线。美国主要参与了对日战争，最终以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在核武器及其攻击方面树立了其重要的战争主导国地位。战后美国着力于完善现代国家制度、推动科技进步及鼓励投资和创业，由此取得了一系列主导优势：1944年7月，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有世界竞争力的耐用消费品产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工业；1956年底，扶助英国度过金融危机，使英国放弃独立外交，追随美国；冷战时期，率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与苏联对垒；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独大的经济军事强国，主导许多国际事务，成为全球实际的领导国家。
通过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全球领导地位的过程来看，它们同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都相同，而美国并没有因价值观的一致而放弃争取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也并没有因俄罗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放弃对它的遏制，俄罗斯并没有成为西方国家的盟友，美国仍然时时防止其东山再起。因此，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国家利益冲突是首位的，意识形态不同是其次的；而且，有的国家往往以价值观的不同，来解释相互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根本性矛盾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价值观不同只不过是实现其背后实际国家利益的借口而已。
时至今日、望及未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经济低速增长、规模比例相对下降，而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相对上升。在21世纪的世界史上，亚洲东部的中国将在经济上崛起；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会相对衰落。从经济决定政治、实力决定地位的关系来看，美国充满着其地位被中国所替代的忧虑，未来也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失落时代。
实际上，自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防止中国崛起就成为了美国的重点战略任务，美国的下一个敌对目标是中国。但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目标。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将反对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调整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再加上中东的全球石油资源供给地位，以及防止俄罗斯复兴，美国的战略重心在西亚中东、中亚和东欧一线。2011年5月初，恐怖主义头子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标志着美国打击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其对美国安全及其国家利益的威胁已经降低到次要地位。从美国确保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上看，对中国会有以下行动。
（一）遏制中国崛起的可操作战略方案和行动
鉴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变化，美国腾出精力，将其国家利益的战略重点转移到遏制中国崛起的任务上，确保21世纪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随着恐怖主义日渐衰落，美国在战略方面作了重大调整，一是将战略重心从“中亚—西亚中东—东欧”一线，特别是从中东东移，转向亚太地区，其军事力量、外交重点、经济合作都向亚太地区进行综合转移。二是从直接与中国发生对抗，改为实施“巧实力”，以亚制亚，与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等矛盾的东亚国家（如菲律宾、日本、印度和越南等）进行军事结盟、军火交易及联合军演等活动，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模糊和暧昧，暗中做反华者的支持后盾，挑起冲突和争端，为中国崛起不断制造麻烦。三是进行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努力，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以阿富汗、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组成的针对中国的围堵圏。四是在太平洋西部重新增强和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呈三线配置：岛屿锁链——东北亚、东南亚基地群；监控哨和中转站——关岛、澳洲地区基地群；指挥中枢和本土防御前哨——夏威夷、阿拉斯加基地群。美国在亚太形成的快速打击、首次打击导弹系统、空间战略以及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张的军事网络，其针对和威胁的首要目标，就是崛起中的中国，其次是俄罗斯。五是弱化中国因素，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体系。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参加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2010年3月，美国、澳大利亚、越南、秘鲁等宣布参加TPP谈判，日本一改过去东亚共同体构想转而表明要加入TPP谈判。从而，美日拟构建以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为轴心的亚太经济合作格局，试图以此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二）希望中国内部出事的战略方案和行动
从历史上看，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领导国家的苏联，由于体制僵化、民族问题、改革失败、领导失职、军备竞赛、政治腐败和外部因素等复杂原因的综合作用，于1991年12月解体。大国、强国的解体，已然有先例可循。苏联解体，使美国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格局中走了出来，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外交、军事和政治格局。因此，如果中国内部在民族、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出现问题，或者身陷泥潭不能自拔，又或者自行解体，对于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保持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方法。那么，中国内部未来30年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呢？美国希望中国内部的问题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发生呢？
从经济风险和危机方面看：（1）发生债务危机，银行货币体系崩溃。因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借债来发展经济的现象比较普遍，并且中央政府对各地借债的规模难以控制，许多债务在银行已经形成了巨额不良资产；影子银行，以及银行表外业务，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而民间借贷造成的区域风险，往往由央行的再贷款输入解决，使风险传导到银行体系中。待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爆发，可能导致中国货币体系的全面崩盘。（2）巨大的社保金缺口危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实行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当时应当提取的相当规模的劳动者社保金成了马路和工厂，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才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保障，到21世纪才初步形成一个仅在地方层次统筹、存在城乡差别、水平非常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中国人口面临着急剧老龄化、全国范围大规模流动和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而目前采用的是老一代人吃后一代人的社会保障模式。如果考虑未来通货膨胀、城乡社保逐步并轨等因素，中国社保体系将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缺口，其后果将会引起严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3）人口急剧老龄化，经济失去活力，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养老、医疗成本急剧攀升，工作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失去竞争力。（4）“去工业化”早熟，产业过早空心化。发达国家均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其特点就是制造业空心化。从中国近两年的情况看，由于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税费负担过重、贷款困难和贷款成本太高等原因，导致民营企业家忧心忡忡。再加上个别地区和个别媒体负面宣传和过度打黑导致诸多民营企业家患上“恐被‘再公有化’症”，这也就逼迫他们采取多种方式转移资产：一是许多企业从制造业向房地产业转移，又从房地产业向高利贷业转移；二是许多企业家歇停制造业，向美澳加等国转移资产；三是许多制造业向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转移。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够得以扭转，中国势必会形成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去工业化”已经大规模开始的局面。
从社会风险和危机方面看：而就业、住房和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也将是未来10年的难题，在绪言中已经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从政治风险和危机方面看，地方可以独立的体制隐患：一个还根本没有引起关注的潜伏的极大的政治体制风险是，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1）一些在联邦制国家都应该中央集中，绝对不允许地方所拥有的权力，在中国属中央和地方共有：如在军事上地方的党委书记任武装警察政委，在外交上有外事办，在情报上有安全局，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应归中央统一管理的社保由地方统筹管理；（2）在中央—省—市县三级格局中，省级存在着人口规模日益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行政区域广，而市县级行政权力小、财政能力弱、对省级政府依附程度极高等特征；（3）本来应当由市县政府行使的一些行政经济社会等事务的管理权力，却集中在中央和省级部门。中央应该高度集中的，没有集中；中央不应该管的，管了不少。孕育、壮大和埋藏着充满各地离心风险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如果进行比喻，家庭结构中“高层祖辈实力中—中层子辈实力较强—下层孙辈实力很弱”子辈分家可能性极高的格局看，似乎许多大省都具备立即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各种政治权力配置条件。领导交替时政治社会动荡风险：对比来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领导更替制度都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有的国家进展较大，有的国家还不完善。从制度设计上讲，中国和越南的高层领导换届，比朝鲜的家族世袭体制，比古巴领导人的几十年终身执政体制，都先进了一步。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民族英雄、权威和领袖型领导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管是当代还是未来，不管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选择制度，在候选者之间均客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如何使竞争过程平稳和良性地进行，不行使非正常手段，如何使胜出者被人民所认同，如何使落选者平和承认现实，如何使高层领导交替的政治活动不会发生对社会稳定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面临的一个难题。我想，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交替时，发生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内乱，甚至国家解体，这正是美国成本最小和收获最大的战略希望。腐败风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无不与民众的反腐败有关。腐败，执政者失去民心，失去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政权就存在着更替的风险，政治危机会导致社会动荡。苏共执政71年后，失去民心，丧失执政地位，并导致国家解体，也与苏共政党和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当然，苏共，以及中东的一些政权，也有内部的反腐败机构，也进行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但是，自身对自身内部反腐败，腐败越反越蔓延、越反越严重。我们能找到并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反腐败吗，能摆脱自身内部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恶性循环，真正抑制腐败、争得民心，保持社会的稳定吗？
从民族和宗教问题形成的风险看：民族和宗教关系，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致力于解决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从苏联崩溃的历史看，民族和宗教问题，加上前述的中央与地方在权力和职责方面的不清，政党和行政腐败，综合性因素导致了它的解体。在民族和宗教关系方面，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体制，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当时的苏联共同的问题。一是从自治等各种制度设计上强化内部各民族的特征，弱化了各种区域人通过长期的融合，形成同一中华民族的机制；二是僵化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观，长期压抑宗教对和谐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形成信教群众及其宗教与政治体系实际上的对立。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农村青年的高比例失业，以及巨大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及财富差距，再掺杂民族心理因素，将会形成程度更高的动荡风险。
虽然格局逐步地在被改进，情况不断地在变好。但是，仍然没有理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仍然通过党员不得信教的僵化规则将执政党远离于数亿信教群众之外。从党的执政方针上讲，实际上失去了相当数量的群众基础。一个简单而务实的道理是，我们不与宗教相结合，对手就会乘机而入，整合这部分资源和力量，形成与我们竞争的强大优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民族宗教等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充满爆发危机的难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如果不改革，我们的内部是会非常脆弱的。引发危机的风险有很多，任何一个方面的事件，都可能形成大的社会动荡，再严重一点为政权的更替，甚至更严重的结果是国家的解体，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而对于战略对手来讲，通过利用战略目标国的经济危机、内部政治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社会不稳定、发生动乱等机会控制和击垮对手，是其成本最小和收益最大的战略。而支持反对派成立、支持舆论导向、引导民意等手段，是任何竞争对手都可能选择的外部影响方式。这些，可能是对手“巧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作为一个学者，需要指出和担心的是，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用传统集中的方式对付发展中的现代民主，而没有学会用现代国际政治和体制改革及建设的方式，去应对现代外部政治势力复杂的竞争和影响，结果可能是必输无疑。
（三）遏制中国崛起的军事战略
当然，对于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来说，在未崛起之前，通过军事打击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国防等体系，是再好不过的希望。但是，军事战略存在诸多风险：一是美国多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消耗较大，在经济处于持续下行的状态之下，对体量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大得多的中国采取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国的经济能力是否能支撑，是个疑问；二是当年在军事力量悬殊的格局下，中国与美国曾经在朝鲜进行过军事冲突，结果是不分输赢，平局而结；三是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尚未排除，二战时盟军基本上摧毁了它们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但是，在一个战火涤荡后的空白瓦砾上恢复经济，似乎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人们更加有精力和凝聚力，战后其经济迅速增长，反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于美国对中国军事遏制的战略，由于本书主要从经济分析入手，加之国内外对此有许多专门的研究，这里不详细进行讨论。
由于受中美经济相关性深化，对大国战争的成本高昂，美国经济的下行态势等因素影响，美国对中国发动海陆空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小概率风险也是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变成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
二、中国：决不当头与确保内部稳定
前面已述，美国为了维护其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之国家利益，将中国作为影响这一重要利益的几乎是唯一的潜在敌人。由此出发，美国制定了对付中国崛起的战略，并且付诸行动。中国如何作战略和行动的应对呢？
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和复兴，是势不可挡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强盛后，将自己在世界各国中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需要有一个战略谋划。有三种方案选择：一是代替美国，充当全球领导国家；二是富在自己，对外漠不关心，无意于他国问题和国际事务；三是积极推动全球国家民主化进程，形成新的国际政治规则和秩序，建立新型民主的现代世界治理结构。
（一）区分传统文明世界与现代文明世界
我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从学术上讲，就国家出现后其进程和阶段的划分，需要将世界作传统文明世界与现代文明世界之分。世界大家庭中活动的主体是各个独立的国家。
传统文明世界的特征是什么呢？（1）一个国家里一般推举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形成威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且国家领导人，包括其悍将一般是能保卫国家和征战外部的英雄；（2）国家之间经济联系较为封闭，相互间盛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并以战争的方式进行人口、国土和其他资源的获得和分配；（3）区域和全球各国，通常都形成领导国家，大国和强国之间，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发生冲突，经常以战争的方式决定大国领导地位；（4）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间盛行哈丁规则，即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地球这样的公共场地，各国都尽可能多地使用海洋、大气层、矿产淡水、外太空等资源，为本国所用；（5）传统世界后期逐步形成稳定的国家版图。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成立了联合国，形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生态环境国际协调会议等这样新的全球治理形式，然而，就二战后的几十年看，人类进步并没有摆脱传统文明世界的特征，先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后又形成了美国单边领导世界的格局。说明像美国这样内部政治有现代文明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却抱着传统文明世界谋求国际主宰地位的观念。
人类摆脱传统文明世界观念和模式及其带来冲突的出路何在？我认为每个国家本身都要向着现代国家迈进，同时对外还要推动现代文明世界的建设。
那么，什么是现代文明世界？我认为：（1）各个国家内部权威政治体制逐步弱化，形成民主政治体制，从过去保家卫国由领袖型人物主导，转变为形成保家卫国的现代国防及安全体制；（2）国家间在领土方面，不能以强欺弱、以赖欺理，不能随意侵略主权国家，吞并领土、掠夺资源。特别是现代投资、产业体系和跨国公司等形成各国间的分工和协作，而通信和交通则使各国通过国际市场和贸易来进行资源分配，并且共同创造和分享利益；（3）各国无论大小，国际政治上平等相处，从传统的大国领导治理结构转向各国民主共治的治理结构，形成以国家参与和考虑各国人口比例的民主和协商机制，如完善和加强联合国框架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4）处理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全球哈丁悲剧的发生，避免人类在生态环境资源方面形成不可持续的局面，甚至发生严重灾难。人类社会需要从一个传统文明的世界转向现代文明世界。
21世纪，人类还是需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避免灾难和向往安宁，要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地缘政治与全球化、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大国与小国等重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这需要选择和形成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是一个国家领导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方式？如果欧洲能克服其目前的危机，走向统一，是欧美中三个大国平衡治理世界的格局？是G20协调领导模式？还是需要一个摆脱任何国家主导的，各国民主形成的联合国框架的全球治理结构。我认为，理想的模式，应当是最后一个能摆脱大国之间相争、大小国之间不平、贫富国之间不公等旧格局的全球共治架构。
（二）决不当头与推动建设现代世界新型治理结构
中国在21世纪国际地位的抉择上，无论从与美国避免正面冲突，建设和谐世界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国力，给自己平稳发展谋求国际环境考虑，都应当谋划自己合适的国际社会处事和地位战略。
1.向全球声明：决不当头
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声明，中国永远不谋求全球领导国家地位。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的几年中，提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事和地位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他还补充道：“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这样的战略，有它科学、客观、历史和长远的道理。一是中国人均财富水平很低，成为人均财富富国，奠定领导国家地位，时间上可能遥遥无期。虽然经济总量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但是，中国2012年人均GDP只有6094美元，为美国人均GDP水平49802美元的12.23%。中国21世纪的主要任务，还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消耗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上，以及用于争夺世界领导地位的军事力量方面。二是中国从历史到今天，都是国际政治主要国家领导以及两强相争这样格局的长期受害者，中国不应当再走争当领导，挤兑和损害别国的老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其为主要霸权国家的各列强，侵蚀和瓜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20世纪美苏两强相争的时代，中国既受以美国为主要领导国阵营的封锁，也受苏联割出蒙古、确认沙皇时代不平等条约、边境军事重压和威胁等之害。而苏联解体之后的暂短时期，美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又针对中国发生军机相撞等摩擦事件。21世纪初的10年后，美国战略重点东移，其战略任务就是围堵经济上崛起、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潜在威胁者的中国。中国不希望自己受害，也不准备充当世界领导国家而让别国受害。作为全球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华民族也不希望世界未来历史在大国起落、争执不断、各方受害的恶性循环中动荡不定，不得安宁。三是中国人口规模是世界第一大国，如果努力使人均财富实力排在世界前20位，而有争当世界领导国家的本钱，则全世界的资源都供给中国使用，都存在巨大的根本就无法满足的缺口。中国如果努力使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位而谋求世界领导地位，那将是全球生态环境资源的灾难和末日。20年后的中国格局可能是，国家经济总量排世界第一，人民富裕程度居世界中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在财富实力达不到的时候，而去争当所谓的世界老大。
2.推动全球各国民主共治进程
提议、推动和形成一个世界各国民主参与的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应当是中国鲜明的国际政治秩序建设态度，是我们可能要长期努力的全球治理理想目标。中国一切国际政治关系的战略方向、行动原则、策略步骤等，都应当以其为主线布局。但从各个阶段和实际推动看，需要有以下战略路线图。
一是强化中美，还有中欧战略对话及协调机制，包括未来可能形成的欧美中三方对话和协调机制。双边和三边开展经常性的对话，其作用在于：（1）防止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对对方意图发生误判，爆发冲突；（2）解释各自一些外交、经济和军事行动的意图，双方形成相互理解；（3）防止不直接对话，其他方不怀好意介入离间，破坏和恶化双方和三方关系。2005年8月，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正式启动了中美战略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欧之间也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各次会议上，双方就如何看待对方发展、中欧关系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广泛、深入、坦诚的交流。
二是积极参与G20对话和协调机制，逐步扩大G20的功能范围。G20，在原8国集团的基础上，加入了世界一些新兴的中等发达和发展中大国，是一个世界多个经济和人口大国领导和解决事关人类重大问题，替代和弱化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组织方式。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和推动其作用的加强和扩大。20国峰会通过多边协商，推动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权利和发言权。如2012年6月18—19日20国峰会，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增资，其中中国提供430亿美元，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得到提高，提升了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
三是强化经济联系，形成双边和多边，以及全球各国紧密相关的经济联系，以军事冲突可能造成全球经济灾难来遏制战争爆发。特别是积极参与区域对话、协调和合作机制。传统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是在全球经济封闭和准封闭的状态下，军事手段是再分配人口、土地和资源的一种方式。而经济的全球联系，以及更深入的全球化，已经给以通过分工交易和市场的方式，给了世界各国一种新的资源分配和获得利益的方式。因此，深化更紧密经济联系，是抑制军事冲突的最有利机制。而在中国周边形成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地缘区域合作，一是对美国领导世界的一种地缘组织型弱化，二是对美国进入亚太，并主导亚太经济和政治形成地缘区域合作的竞争和平衡。
从中国目前参与的经济安全等合作的区域有：中国—东盟（10国）自由贸易区（CAFTA），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正在推动建立的有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从战略的角度看，由于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有领土争议，以及中日历史恩怨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防备，中国在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功能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努力方向上，应当政治与经济分开，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地缘经济关系，以经济关系的地区一体化，抑制地区政治冲突的升级和恶化。而上合组织重要的目的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并在经济上形成更紧密的合作。从而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周边环境。
四是在国际政治关系和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尊重各国不同经济政治制度，不输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输出革命，互相学习和改进体制，各种制度的国家和平竞赛发展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3年来，我们信奉的一些长远的价值理念，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实惠。相反，极端的共产主义，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使我们在20世纪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结果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而且极端的共产主义，对世界一些国家，都形成过重大的人为灾害。美国在总结20世纪对人类造成重大灾难重要原因时，将极端共产主义与极端法西斯主义并列，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需要务实地对待价值理念，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关键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不断地对过去的理论和体制进行反思，我们不断地学习世界各种制度的文明，我们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放弃了僵化传统的社会主义理念和体制，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我认为，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就指导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指导我们100年、200年，甚至300年。
五是推进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推动联合国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推动国际司法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环境大会等等世界性的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和更多的作用。人类社会，是丛林法则、诸国纷争、战争不断，各国都争取本国的最大利益，形成富国与穷国鸿沟，并使地球形成“哈丁悲剧”，还是需要协调和合作，抑制各国无限制的利益需求，实现各国发展的公平，消除贫困，以及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从全球治理和秩序上讲，就是分治，还是逐步地实现全球共治，实现各国民族利益与全球人类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讲，就是国家主权及行为与全球共治和秩序之间的平衡。
因此，在中国不想出头的长期思想下，转变一个美国领导全球，或者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最重要的是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共治进程。由一个国家说了算，改变为各个国家共同说了算。除了联合王国宪章中规定的一些条款外，由于时代的变化，改革联合国会议机构和议事规则及程序，赋予联合国更多的管理世界事务的权力；改革联合国机构，提高其决议的执行能力；联合国会议内设立监督机构，检查和督促决议的执行过程和结果。另外，更多的国际事务交由各类由各国成立和参加的国际性组织，在其中由各国民主协商议事，决策解决。
总之，中国未来国际地位方面的战略思路应当是：未来国家发展之后，决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不与美国就全球领导地位发生正面冲突；特别是淡化意识形态，中国未来决不输出革命和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制度，决不确立中国世界共产主义领导地位；中国就美国现阶段维护对全球的领导地位，只要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不采取对抗态度和行动；但是，长远看全球地位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一定会随着经济的衰落而削弱；中国更多的是推动现代世界文明的形成，即建设一个世界各国民主协商和共治的全球新型治理结构和世界政治新秩序。
（三）战略重心：确保内部不出大事和长期不衰落
我认为，美国为防止中国发展崛起，影响其全球领导地位，除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中国进行围堵，形成针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同盟等等外，更加重要的是，希望、等待和促成中国内部出大事和长期发展逆转向下衰落。一些学者似乎认识为，中国实现美国一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美之间就会没有冲突了，这是一种幻想。实际上，当年英国和美国同属资本主义制度，在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国家利益上，并不相让。苏联解体后，美国仍将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化的俄国视为美国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中国今天就是变成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其发展崛起，美国仍然会将中国视为影响其国家利益的对手。在国家之间关系上，各自国家利益之争远高于不同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说法，往往是赋予争取国家利益一种更好的借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需要改革；也不是说，我们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文明的部分。非常重要的是，需要以改革来保证中国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国在未来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中，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是保持内部不出大事，以及长期不衰落。
前面我分析了中国内部出大事的几种可能。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保证内部不出大事和中国发展长期不衰落。主要有以下方面组成。
首先，充分就业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首要战略。需要将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上升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调查、统计和公布真实失业率，将地方主要领导的GDP考核，改革为就业考核。并且通过改革来落实这一战略。最关键的是，通过深入改革工商登记注册、城市建设管理、其他各部门行政审批年检等方面的体制，切实减少和清理创业和小微企业的税费，放开和大力发展能为创业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城乡社区小银行，真正将推进改革、创造环境和鼓励创业、扩大就业结合起来。
其次，安居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大战略。需要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需要改革目前建设土地行政分配、指标控制、招拍挂、价高者得、70年租金一次收上来的土地财政体制。一是预计到2040年，中国的城市化和交通水利等建设，再有2.5亿亩建设用地就足够了，应当跳出18亿亩红线控制的思路，从目前数量近40亿亩的未利用土地中，只改造出来2.5亿亩就可以。从而放弃目前高度行政控制和计划管理的土地供给制度。二是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将耕地、林地、农村宅地、商品住宅、企业用地等等，使用年期延长为100年。三是承认土地使用年期的产权，确权发证，可以继承、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等。四是废除目前强制征用制度，取消政府垄断性卖地的招拍挂制度，所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政府通过建设等用地规划进行管理。五是废除土地出让金体制，改为土地房产交易增值税，以及房产税制度，改变政府土地和房产方面的收入来源和渠道。以此，来控制地价房价，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使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避免因体制扭曲导致不能安居和财产不公而引发大的社会动荡。
再次，建设公平但有活力的社会。（1）通过逐步但坚定地推进城镇化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长期战略一定是，农村中难以转移的中老年人口逐步地去世，而青年人口到高中毕业，就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到城镇就业，获得比农村高的收入。这种结构型的收入分配差距，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坚定推进城市化来逐步消除。与中国台湾和韩国不同的是，中国大部分农民没有因其耕地、林地、宅地而获得财产性收入，使其成为创业的资本，或者到城镇中购买住宅的一部分支付能力。因此，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应有的财产性收入。（2）均等和宽松的教育和创业体制和政策，是实现收入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义务、平等和无差别的教育体制，使每个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女，受到同样和同等的教育，使他们获得同等的知识和智力能力，在生涯竞争的起点上是公平的；二是要形成特别宽松的创业体制，实行特别宽松的创业和就业政策，使下层家庭的子女，有能通过自己的奋斗，向上流动的制度环境和通道。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并没有像南欧一些国家用过多福利的办法，谋求公平。然而，其基尼系数都很低，并且其经济还有竞争的活力。我认为，与其均等的教育和自由的创业就业制度及政策密不可分。（3）充分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和再分配作用，并改革财政税收及国有垄断的工商和金融体制。一定要将目前的无房者在买房时需要交出让金、契税，即低收入交税的体制废除，改革为已经有房的居民交房产税的体制，抑制两极分化，并且形成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机制。加大财产等直接税的比例，减轻创业和企业经营的间接税的比例，鼓励人们去创业和工作，更多的创造财富，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
当然，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中，政府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形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网，给城乡贫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与财力相适应的廉租房等，财政对农村、低发展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建立一定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慈善互助等民间公益组织等等，形成一个家庭生活有现代安全体系的社会，也非常重要，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通过推进改革来保证国家内部不出大事。不能片面地把改革看成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情。维护国家安全，一定要与推进改革结合起来。国家安全，是在长期经济发展、就业、安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满意的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等基础上的社会安宁。而这一切都要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来推动和实现。也就是通过改革来谋求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改革是一种创新，必定引起程度不同的社会震动。需要处理好改革力度与社会震动大小的关系，也要处理好短期改革与长期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避免特别大的社会震动，但是，必须得坚定不移并且坚决地向前改革。从而避免“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的两难困境。一个结论是，越向一个现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方向调整和改革，我们国家出大事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概率就会越小，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会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