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这既为乾隆在继位之初留下了可用之臣，也为乾隆开创大业留下了掣肘之患。尤其是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随着乾隆慢慢将权力收拢于手中，他们作为乾隆实施新政的拥护者，也渐渐获得越来越高的权势和地位，以他们为中心，朝中势力逐渐分成两大阵营，即以张廷玉为首的汉人势力和以鄂尔泰为首的满人势力。这两派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打压，你方唱罢我登场，逐渐演变成党争之势。
党争是历代官僚政治的痛疾。明末以来，官场相互援引，攀附成风，而各个林立的党派之间，你攻我伐，相互倾轧，搞得乌烟瘴气。在清人的眼里，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是由于这自相残杀的“窝里斗”，因而清朝的统治者最忌党争，顺治、康熙、雍正，曾屡屡下诏群臣给予提醒，并对官僚士子结党立派的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然而，这种分门植党，官官相护的恶习，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由师生、同年（同年考中的进士）、同僚官员所形成的特殊关系，并不是那么好祛除，总是旧的打压了新的又冒出来了。
乾隆继位后，尽管再三表示他最讨厌党争，但朝中还是形成了鄂张两党。这种分门立户、相互攻击的行为对朝政的统一、皇权的巩固毫无疑问是不利的，但乾隆尚未培植自己的亲信，还得依靠这帮前朝老臣们来处理政务，所以他不得不周旋两党之间，随时打压得势的一方，来维护朝中势力的平衡，使之不对皇权构成威胁。鄂张党争，成了乾隆的一大心病，必定会瞅准时机一一除之。
乾隆六年，鄂党门下的仲永檀状告张党集体受贿，并弹劾其党羽暗地里将呈给皇帝密折中的内容泄露给张廷玉。考虑到鄂党隐隐有一派独大的劲头，乾隆选择放过了张廷玉集团，除了问罪当事人外并未多加追究。在乾隆看来，鄂尔泰向来爱慕虚荣而近乎骄横，张廷玉则善于自我批评而近乎懦弱，所以他尤其注意对鄂尔泰的压制。经过乾隆多次明地里暗地里的警告和打压，鄂尔泰意识到这位新皇帝并不是他所认为的涉世未深的新雏儿，开始慢慢收敛自己，甘于淡泊。奈何其朋党仍然活跃，鄂尔泰被牵连再次受到皇帝斥责，乾隆九年，鄂尔泰中风瘫痪，不到一年病死。鄂尔泰去世后，鄂党一派群龙无首，势力大不如前，张党开始活跃。乾隆十三年，年老的张廷玉上疏请求卸官归田，并在请辞中向皇帝提到了先皇承诺的让他死后供享皇家太庙一事，鄂党中对其一直怀恨在心的史贻直乘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乾隆虽未听信鄂党的说辞，但认为张廷玉年纪一大把了还在邀功，对张廷玉也是越来越不喜欢。乾隆十五年，这位皇帝干脆以张廷玉无军功之由明确下旨，命他不得配享太庙。张廷玉心里凉透，不再有所期待，悻悻告老归乡。归乡不久的张廷玉，又遭祸事，他的亲家朱荃获罪，牵扯出了他。朱荃劣迹累累，但张党对他却一再包庇，查明一切的乾隆，在震怒之下下令处以张廷玉巨额罚款，并追缴皇家所有赏赐，查抄其在京官邸。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接着，在乾隆十八年，乾隆又以雷霆之势，借胡中藻一案给予死而不僵的鄂党最后一记致命之击，鄂党也倒台了。
至此，这场让乾隆头疼多年的朋党之争终于宣告结束。收拾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乾隆真正集权力于一身，开启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