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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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章节试读：

总体上说，2006年西方对中共历史的研究，缺少带有“轰动性”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研究成果与常年没有大的区别。原本预计的在“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出现的回顾性研究“热潮”，也没有想象得那样“高调”。关于“文革”研究的著述虽有出版，但反映平平。5月在纽约召开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除一位美裔学者（DeborahSommer司马黛兰，中国文化研究者，熟谙中文，丈夫为大陆学者）外，提交论文和发言者皆为华人。从这一点看，很难说这唯一一次的国际“文革”研讨，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文革”研究在西方的“冷落”，反映出某种内在学术规律。正如一位来自瑞典的“文革”研究者所说，西方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国的“文革”逐渐失去兴趣。它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是一个“冷门”。

而在另一方面，2006年西方新出版的有关中共历史资料，却值得我们重视。

一、关于2006年西方中共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据不十分充分的材料统计，2006年以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共历史的著作大约有30部；论文十数篇（这是一个比较专项的统计。如将所有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计算在内，数量将比这个统计大得多）。这些著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门类堪称庞杂。一般说来，西方严肃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除受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支配外，还受着长期训练而成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影响。这使他们的研究呈现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特点。在中国研究方面，他们兴趣点众多、思考方式迥异，同我们对历史的关注差别甚大。他们习惯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中国事务，通常采用所谓个案研究方式，针对中国的某个事务、某一地区或某位人物进行研究，提出一些他们认为合乎逻辑和带有新意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有些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引起我们对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理解。但从根本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很难触及中国事务的本质，也同我们中共党史研究的格局大相径庭。他们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他们同中国人文环境的隔膜以及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都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我们常用“隔靴搔痒”来形容他们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例如，2006年由罗曼和小地出版社出版的斯蒂芬?艾夫里尔所著《高地上的革命：中国井冈山根据地》一书，即通过对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以所谓地方统治方式、“庇护政治”、派系和族群冲突等线索，来说明中共夺取权力的不同背景。又如，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约瑟夫?艾士瑞克（中文名周锡瑞）和保罗?匹克威茨、安德鲁?瓦德尔三人合编的《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通过复述边远省份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体验，来强调中国普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该书认为，中国一般民众在“文革”中对社会中流行的摧毁旧文化、崇尚暴力和残害生灵的所谓运动，是反对和抗拒的。

在翻阅以英文所著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材料时，同上面研究相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这些研究虽有一定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但错漏之处频出。其根本的缺点是整体关照不够，即我们平时所说“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对于西方研究者来说，要避免这样本能的考究方式，是困难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进入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学术圈”内。他们完成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中国人文背景及语言条件。在我们检索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甚至占到了六七成的比例。可以肯定，他们的学术成果正越来越多地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二、关于2006年西方的中国“文革”研究

2006年是中国“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对西方研究者说来，这是一个“好”题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文革”讲座，曾因广泛吸引学生而轰动一时。近年来，西方人对“文革”的关注明显下降。这是因为中国有更“轰动”的事情在吸引他们的目光。不过，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有一批“文革爱好者”在进行研究。他们有的是出于学术兴趣与教职需要，有的则是政治目的大于学术目的。2006年的西方“文革”研究，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5月12日至14日在纽约召开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研讨会由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学院、昆西图书馆国际史料中心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三方主办。其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是接受美国“资助民主基金”的组织。会议主持者为戴维?波德尔（DavidPodell，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林培瑞（Perrylink，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宋永毅（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陈永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台湾民主基金会特邀学者）等四人。会议共宣读了47篇论文（论文题目见附件），分为“文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多维视野下的文革”、“‘文革’与世界”、“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文革研究中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对文革到底知道多少”、“被扭曲了的记忆——我们对文革到底记住了什么”、“文革和它的影响”等8个专题。不能否定，会议有相当的学术成分，在发掘历史资料和对“文革”的认识方面有某些推进，但从总的倾向说，在西方政治氛围影响下，研讨会的倾向仍以批判、揭露为主调，把“文革”看做是同人类政治价值和道德标准相悖的一种罪行。毋庸说，研讨会完全回避“文革”同中国改革的关系，也不可能揭示中国共产党改正自身错误的历史现象。

例如，在《“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原作为英文）一文中，作者声言已有的关于“文革”中无辜人致死状况的研究，如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等还远没有揭露事实真相。他依据国内公开出版的县志，以湖北等三省为例，通过统计、测算和比较等方法，证明在1967年前后，中国各省都出现过“大屠杀”。在上述三省中，死者除“四类分子”外，还有无辜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可以说，这个研究的目的纯粹是揭露性质的。

再如，《没有文革史何来文革反思》一文强调，“当今，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主流话语实际上还停留于相当粗糙的层次。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社会大波被官方极为简单化地判定为‘浩劫’、‘动乱’”。“再由御用文人，和某些心智昏乱的独立文人把‘浩劫’、‘动乱’的罪责加诸到‘造反派’民众的身上”。作者说：“但这一切必须以中共的伪文革史为依据和基础。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实反映当时世事的文革史问世，情况将发生彻底变化。”而作者所谓真正的“文革”史，却是要“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者自称是“人民文革”说的“完善者”。而所谓“人民文革”说，是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这是当前民间研究“文革”中的一个十分热议的话题。总之，作者认为已有的“文革”史，无论境内和境外出版的，都不值一提。而国内出版的主流著作，甚至是“伪”作。

又如《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文，质疑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尼木、边坝、比如和丁青等四县、以反动宗教分子为首的暴徒攻打县城、杀死我解放军多人的暴乱事件，认为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性质的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文章虽然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的暴乱分子杀害解放军的残酷场面，但更突出了平叛中的所谓乱杀无辜和镇压叛乱分子时的扩大化和严酷。作者用了“大开杀戒”这样的话，来描述事件后镇压暴乱首要分子的情况。文章还暗示，从1966年在西藏普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乃至文化传统，是西藏自治区1969年甚至1989年部分地区发生暴乱的根源。尽管，“文革”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过《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确认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但《指示》并没有改变暴乱的性质。今天，用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谈论暴乱，并把党和政府同藏族民众情绪对立起来，是极不妥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烟草和枪支管理局曾在德克萨斯州进攻据守农场的大卫教派，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是所谓民主国家中以暴力对抗暴力的著名案例。可见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对政权的暴力颠覆。

题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的作者，为在美华人。他主要以想象和推测，议论“文革”对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他认为，“文革”首先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因为“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其次，“文革”还改变了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使他们的政治接班发生了问题。正由于上述原因，现在中共领导人虽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同时又是技术官僚类型的人，才可能上升到领导人的位置。文章认为，邓小平主导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和“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

这次“文革”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若干国内学者赴会，但他们大多没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原上海造反派的著名人物潘国平受邀到会并做了发言。潘是上海“工总司”的创始人，早期地位高于王洪文，其于1976年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又因犯走私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经营生意，现居美国。诚然，这些居于美国的参会者如果不用“自由派”、“揭露式”的立场和语言来“研究”中国“文革”，那反而不合“逻辑”了。

第二，《毛的最后革命》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代表西方人观察中国“文革”、展示其最新观点的著作。书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文革”史研究者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他的学生、瑞典人迈克尔?斯可恩海尔斯（中文名沈迈克）。据说，该书特意选在2006年8月18日出版，以示“纪念”。《毛的最后革命》共25章。导论叙述“文革”的缘起；结论将“文革”后的历史加以延伸，一直写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

《毛的最后革命》主要阐述了如下观点：

关于“文革”的起源。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前，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党的干部团结一致。这使中共具有抗御任何风险的能力。1966年，中共先是将自己的体制抛向混乱，随即国家走向灾难。

“文革”之所以发生，作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以及由分歧导致的一系列两国关系的冲突。作者肯定，中苏分歧最初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两个讲话，使中共感到气愤。这两个讲话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他的所谓“秘密讲话”。前者提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可以共处、存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可能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后者不但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严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深。这个分歧还伴随着两国间在诸如中国原子武器发展计划、苏联在华专家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上的矛盾而愈趋严重。书作者认为，1964年中共发表的“九评”，完全可以解读“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九评”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书作者认为，引发“文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忧虑。“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在调整中他发现，他的同事有否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倾向。作者说：毛泽东认为，仅仅“维护人民公社还不够，还必须要农民懂得，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他们是必要和有益的”。“毛由此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为，在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作者坚持，毛泽东始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怀有警惕。他由此担忧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同样的批判。刘少奇不仅在党内地位稳固，而且同毛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和人格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四清”的政策问题上，毛和刘发生了矛盾。由此，刘在毛的想象中“成为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如果他背过身去，刘就可以推倒他”。作者说：毛泽东此时对“社教”已有了新想法。这个想法已不是企图通过“四清”在农村清除腐败，而是要“发动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运动”，以解决党内路线问题。这就是在“二十三条”中所透露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者说，到了这个时候，毛的同事们无疑已经明白，毛把斗争目标指向了“高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剩下的问题是，这个当权派指谁？毛将怎么“整”？不久，“文革”就揭开了这个谜底。

《毛的最后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对“文革”的评价。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同样还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作者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争取现代化的斗争，一直是在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最被中国人接受的口号。但现实却是，作为国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经过20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最终丧失了权威地位。而由儒教规则建立的皇权制度，也终为共和所取代。因此，中国人的“本”，自那时起开始变的含混不清。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外国的“本”，逐渐替代了儒教的国家功能，并进而通过革命取得胜利。作者认为，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末，毛开始厌倦模仿外国人。于是，“大跃进”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寻找中国人自己道路的尝试。至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成功地使中国人民相信，反对苏联模式以及外国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正确的。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是毛给中国人接种的一个预防针——防止中国染上苏联的病症。而更重要的是，“文革”代表了毛最后的也是最积极的努力：在现代世界中，中国要确立自己持久和独特的“本”。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实践，代表了中国最后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灾难和经济停滞，毛的努力失败了。

作者说，邓小平放弃了毛的这种努力，也抛弃了包括中国其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徒然探寻的中国现代化版本，而断然选择进入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西方式现代化潮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分水岭。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这番“高论”，对我们说来像一篇奇书。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历史逻辑是持之一贯的。麦氏早在邓小平去世时就在《纽约时报》的读书栏目发表长文，坚持认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是取资本主义的“走向”。《毛的最后革命》一书，一方面阐发了他固守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对“文革”的新“解读”。他的这些观点是从自由派立场出发的，在西方人中具有一定影响。

三、2006年西方出版（或公开）的有关中共历史的资料

历年以来，国外公布或出版有关我党历史的资料，以美国和英国为多。其中美国档案部门和学术界公布的材料最值得我们关注。下面简要介绍2006年出现的三种资料。

第一，《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69-1972第17卷(中国1969-1972)。这是美国解密的机密档案文件汇集。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办公室编辑，美国政府印制局出版，为非卖品。文件集的出版，是根据美国国务卿弗兰克?柯洛格1925年公布的关于编辑、公布政府档案的法规进行的。它通常以地区和时间分卷，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系列文件汇集。第17卷公布了1969年至1972年中美之间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秘密档案共280件。由于当时中美邦交正常化进程处于高度保密中，参与人极为有限，因此，第17卷的档案并非像一般外交文件集那样取自国务院，而是来自密级非常高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这些档案只是基辛格等仅有的几个人之间的往来文件和他们写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以及白宫总统办公室有关中美恢复邦交关系的档案。其中甚至包括有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整理资料。可以说，这些档案保留了美国核心决策层在恢复中美邦交过程中最重要的信息。此外，第17卷还收录了基辛格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来华以及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所有会谈的官方记录。

第二，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披露的有关中美关系档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是一个私人学术机构。近年来，它不断运用《信息自由法案》迫使美国官方解密封存的档案。1998年，由国家安全档案馆专家编辑的《基辛格密录》一书，公布了尼克松、基辛格在任期间同中国领导人所有的谈话记录，曾轰动一时。2006年5月26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宣布，他们在线公布了有关基辛格任职期间（1969-1977）同世界领导人的所有谈话记录整理稿。据说，这是该馆迄今公布的数量最多的有关专题档案，共计28000页。据介绍，这批档案也包括了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其中一件来自1972年6月他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谈话中，基向周恩来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基辛格首先表示，美国反对北越的将南越领导人逐出国家权力之外的想法。但基又说，既然美国能在北京同中国和解，那为什么美国在撤出越南后，不能在越南同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相处呢？他还向周恩来暗示说，如果苏联使用常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做出核反应。西方专家认为，这些情况均属首次披露，是研究者从未了解的。据悉，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除在线公布了这批档案外，还将档案制作成缩微胶卷。

第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新版“出炉”。事实上，这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非西方人的作品。它是由在美的七位华裔人士和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者共同编辑出版的。1998年，上述八人组成光碟编辑部，广为搜罗大陆“文革”材料，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容纳约三千万字的“文革文库”的编辑。该“文库”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相当一批涉及“文革”期间党内核心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文革”期间通过不同渠道流传出来，经鉴定多数是真实的。此次再版，光碟又增加了约五百万字的材料，其中一半以上内容经过重新校勘。该文库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汇集材料众多，成为迄今为止有关“文革”的最大资料集，而且它出版在境外，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此，国内党史研究部门应有所考虑，如我们不能整理和编辑反映历史全貌的“文革”资料，并把它当作一项重要工程来做，那么，境外并不规整的材料，就会覆盖“文革”研究领域。事实上，胡乔木生前已提出并倡导编辑大型的“文革”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