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圣王不去做。
又云：
“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盖当时之社会多铺张浪费之风，墨子以“节用”治之。吾人亦应自省。
同理，吾人亦当“节葬”。《节葬下》云：
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采用他们的计谋，若厚葬久丧确实不会使贫者富、寡者众，不会使危者安、乱者治，这就是不仁的、不义的，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相互废弃它，并使人们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而墨子认为厚葬于求富、求众、求治皆无益处，故需去之（见《节葬下》）。儒家仿周礼，效仿先王之道，认为需要按照等级制度埋葬死者，而墨子则不然，认为只需“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即可。墨子主张节葬短丧，皆因其无利于民。这里便可看出儒家与墨家在观念上的区别，儒家认为应该恢复周礼，尊重贵族等级，而墨子则多着眼于普通大众。
同理，吾人亦当“非乐”。《非乐上》云：
今天下士君子，请当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在墨子看来，乐之一物“亏夺民衣食之财”：制造、演奏音乐都需要大量劳力，不仅浪费财务，而且影响生产，且欣赏音乐时影响君子听政，干扰政务。于民毫无益处，故需“非”。盖因音乐为情感产物，故在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墨子眼中一文不值。
当然，墨子在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不仅仅是因为其铺张浪费，还因为这些无用之物影响了人民生产。《七患》云：“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了不节也。”若无生产，则“节”之一字毫无意义。在墨子看来，只有首先重视生产，而后做到“节”，则人民富庶之日可望也。
对于墨子的诸多观点，庄子虽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却又不得不感叹：“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此评价可谓中肯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