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做总统前，曹锟踌躇满志，威风凛凛，做了总统之后，很快尝到前任的酸甜苦辣，忧喜悲恐，各种滋味难于言表。其号令莫说行之于国，就是在直系范围下的各省，也都有格格不入之势。
１９２３年河南遇上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事关百万生灵的大事，冯玉祥多次到吴府商谈如何设法解决旱情。有一次，吴佩孚听后眼睛一翻，故作神秘状，说：“莫忙，等我起个卦看。”冯玉祥被他讽刺捉弄，真是哭笑不得，但还是耐着性子，站立在一旁，他看吴佩孚到底要玩什么花样。只见吴佩孚从桌上取过签筒，拿出六枚制钱，嘴里还念念有词，接下来，他一连掷了六、七卦，然后向冯玉祥宣称：“你不要着急，明天下午两点多钟西北方一定下雨。”冯玉祥认为这是吴佩孚在作茧自缚，活见鬼的结果，可以闹个大笑话，获此良机，他便决心利用，使吴佩孚出一次洋相。第二天他特意留在洛阳，等吴佩孚卦上的雨，可是晴空如洗，毫无雨意，冯玉祥等到时钟敲过三点，望望西北方不见一片浮云，他便去吴佩孚的办公室，当面质问：“子玉，西北方怎么还没下雨呀？”吴佩孚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说：“已经在下，你没看见，这会儿还在下啦”。“在哪儿下呀？”冯又追问道。吴佩孚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地答道：“莫斯科。”于是，冯玉祥立刻脸色大变，呐呐无语。他没料到吴佩孚竟搞这样的恶作剧。
冯玉祥与吴佩孚间的关系恶化至此，已绝无继续合作的可能，唯有正式决裂。曹锟见手下的两员大将成见已深，决定调离冯玉祥出豫，以避免再发生内讧。这样冯玉祥被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防北京。在离豫时，吴佩孚只许冯玉祥带自己所部１１师到北京，其余３个混成旅留驻河南。但冯集中许多车厢，将自己的１个师、３个混成旅连夜开出河南，使吴无法追留。从此，冯、吴结下了深仇大恨。
冯、吴之间闹矛盾，曹锟真是左右为难，因为两人都是他的重要僚属，而且在直系诸将中，除吴佩孚外，就数冯玉祥的兵力最为强大。手背手心都是肉，舍谁曹锟都觉于心不忍，因此他便极力从中调解，以弥补冯、吴之间的裂痕。
曹锟对冯玉祥的器重，冯自己也感觉到了，只是吴佩孚等人对他百般刁难，他实在忍受不了，这才暗生异志。直系的两员大将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闹分裂，张作霖早有耳闻，他在与段祺瑞、孙中山结成反直联盟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分化直系内部的活动。张作霖企图把冯玉祥的反吴活动拉入军阀斗争的漩涡，他曾拿出１００万元，由段祺瑞转交给冯玉祥部队充当军费。冯玉祥虽明白张作霖别有用心，但为倒吴大计，经秘密协商达成了奉军不进关内；冯部在热河方面按兵不动，以使奉军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战场的默契。为了倒吴，冯玉祥也与南方革命力量取得了联系。
卧薪尝胆两年多的张作霖这时候精兵已练成，反直联盟的另两环段祺瑞和孙中山的军队也枕戈以待，再加上又与直系内部反吴派的重要将领冯玉祥达成了默契，此时对于张作霖来说，真可谓万事俱备，只待时机到来，便要大举兴师入关。正当张作霖苦于寻不到出兵的借口时，突然见到东南江浙地带战火弥漫，硝烟滚滚，他心中暗喜，机会终于来了。
其实这个机会也是曹锟赐与他的。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曹锟就任总统后，开始对直系诸将论功行赏，但对委任谁为苏皖赣巡阅使之职，他颇为犹豫。本来苏、皖、浙、赣一带粮多、鱼肥、水美，要比北方富裕得多，军队饷需可以绝对保证，按理那些惯于搜刮民财的直系军阀将领应该对苏皖赣巡阅使这个肥差趋之若鹜，曹锟不应为此事而伤神，但江浙问题的特殊性使得直系诸将对此地都望而却步。
其实曹锟并不是不想吃这块肥肉，而是嫌时机还不够成熟。曹锟只好采纳吴佩孚提出的“和皖”、“联卢”以抵抗奉张的建议。
齐燮元虽然名义上是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可是对最有军事经济价值的上海，却始终不能染指，一直认为这是件憾事。的确，大上海对齐燮元诱惑力太大了，当时仅由印度运进上海的鸦片，税收就足够养３个师，他真是做梦都想得到上海。可曹锟从分化反直联盟的大计考虑，又不准他轻易出兵，齐燮元有点按耐不住了。
曹锟、吴佩孚主张“和皖”、“联卢”与齐燮元进攻浙卢的计划发生了严重抵触。此时齐已视盘踞浙江、据有上海的卢永祥为眼中钉，他不顾１９２３年８月由曹、吴倡议与卢订立的江浙和平公约，自己暗中组织苏、皖、赣、闽四省联盟，准备在适当时机执行其原定计划。
１１月１０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被人暗杀身亡，在任命谁为代理厅长时，齐燮元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分歧很大，于是又一次引起了直皖两系争夺上海的风潮。他们首先就上海的行政权问题展开了电报战：何丰林坚持淞沪为特别军区，不受江苏督军管辖，淞沪护军使根据法令有节制上海司法行政之权；齐燮元则称警察属于行政范围，不在军区管辖权之内，淞沪警察厅厅长应由江苏省长向中央政府提名推荐，湘沪护军使无权委派。最后，齐燮元又电请北京政府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保荐陈调元为苏常镇守使兼管上海防务，并建议卢、何两人如拒不奉令，即应大张挞伐。由于曹锟仍未最后放弃“和皖”、“联卢”的政策，因此齐的攻沪计划又一次不能实行。
卢永祥虽不为曹锟副总统高位的许诺所动，但面对强大的直军他还是心有余悸，担心自己兵力不够强大，上海这块肥肉迟早会被齐燮元从碗里抢走，于是他便想方设法扩充军队。１９２４年３月，福建皖系军人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在直军孙传芳部的进攻下，被迫退出厦门，向浙江常山、江山一带逃窜。正为自己的兵力不敌齐燮元而犯愁的卢永祥，一下见数千士兵前来投奔自己，大喜过望，连忙宣布把臧、杨两部收编为衢州边防军，派臧致平以参议名义督率边防部队，并任杨化昭为边防司令兼第２４混成旅旅长。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借口来说服曹锟对浙卢用兵的齐燮元，这时见卢永祥公开收容臧、杨残部，以增强自己的武装，认为这是一个进攻浙卢的最好借口。于是他密电怂恿曹锟说，此时出兵浙卢形势最为有利，关外的奉军鞭长莫及，不能立刻采取行动，浙江可以一鼓而下，而浙江问题解决，我们就可以拿出全部力量来对付奉系了，卢永祥不但不为副总统高位的许诺所心动，相反却收容皖系余孽，大肆地扩充自己的军队，曹锟这时才发觉他的“联卢”之策又将和先前的“和奉”、“联孙”一样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当齐燮元再次提出进攻浙卢时，曹锟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令吴佩孚准备积极应援。
江浙战争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正式爆发，双方首先在沪宁线安亭附近交火，齐燮元部队的另一路则由青阳港进攻黄渡、浏河。同日，卢永祥自任淞沪联军总司令并通电历述曹锟罪状：“大选贿成，立身不正，武力统一，阻碍和平……”。并传檄反直联盟出兵讨曹。９月５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克日移师北指，１３日亲往韶关准备攻赣。”张作霖亦通电响应卢永祥。９月７日，曹锟正式下令讨伐卢永祥，于是江浙两军全面开战。
齐燮元本非战将，加上所部又驻江南繁华之地，士气萎靡不振，而卢永祥部也是暮气沉沉。开战前双方都气势汹汹，一个扬言直下杭州，一个鼓吹直捣金陵，但开战后两军却打得异常“文雅”，拂晓开炮，中午休息，午后３时继续开炮，傍晚停止，双方从来没有出击过。齐的两个同盟者马联甲和蔡成勋也都置身事外，并不派兵应援，只有吴佩孚抽调从四川撤退下来的部军第５混成旅张允明部前来应援。
９月１７日，浙江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直系孙传芳军越过仙霞岭向江山推进，浙军第二师发生哗变，由衢州退守仙游。获悉了孙军进逼杭州的消息，又见内部不稳，这时卢永祥决定放弃浙江，退守上海，并将淞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未几，孙传芳部占领了杭州，又直奔上海而来，这样就与齐燮元的苏军形成了前后夹攻淞沪之势。卢永祥见自己的浙军已无斗志，而反直盟军又远水救不了近火，遂被迫于１０月１３日通电下野，东渡日本，江浙战争宣告结束。
奉系张作霖与浙江督军卢永祥息息相连，同属反直联盟，他们早有南北并举，共倒曹锟政府的协议。因此在江浙两军刚一接触时，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卢永祥，并致电曹锟对直宣战后，便将奉军分兵六路，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准备入关讨直。
曹锟把吴佩孚从京召回后，授予他“陆海军大元帅，一切便宜从事”的职权，令吴洋洋得意。１８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正式召集了“讨逆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宣读讨逆令，并点将和宣布作战计划。
曹吴为筹饷而计定盗印东北三省“官银号”假钞，以此对奉张釜底抽薪，没想此计划泄露，高招立即流产了，不得不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强行借款１２０万。
吴在北京筹饷时，前方战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直军九门口溃败，乱了阵脚。
东线直军险象环生，频频告急，在吴佩孚亲自上前线督师后，局势也无明显好转。为了彻底扭转东线的不利局势，吴佩孚命令西线冯玉祥部火速进军，从侧面牵制奉军，以减轻直军在山海关一线的压力，“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
本来吴佩孚在部署整个兵力时就有一个通盘计划，即东线由第一路军在山海关与海军联合进攻奉军；西线第３路军出热河做迂回态势，威胁奉军后方战略要地锦州，用以吸引奉军主力的另一部；中路在热河取守势。现在中路防线早已被奉军攻破，东线战局又正吃紧。
可西线冯玉祥的军队此时却在从北京到古北口的路上慢悠悠“急行军”。冯玉祥在作战上向来主张兵贵神速，先发制人，这次由于心中有“鬼”，便一反常态，出兵拖拖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