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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吃啊,冷了就硬了。”老板讲完这一段插叙,回过神来,盯着我的盘子。
水波蛋要火候。先把蛋打在碗里,才进锅去煮,碗里要有温水。有人说加盐,有人说加醋,有人说什么都不要加。煮个鸡蛋好不好吃况且差异如此,做生意、交朋友、共患难,火候只会更难。
原来如此。
上海的弄堂有一种不现实的美好。修石库门的工匠故意雕出来的西洋浮雕,当时的抄袭,成就了现在的创新。从那时到现在,土洋结合的怪诞从未变过,局促狭仄的亭子间,横七竖八的万国旗,这就是先生长大的地方。
我无心闲逛,来到这儿只有一个目的—这是唯一可能找到先生的地方。
我请了年假,跑来了上海。记得先生说过,他忘不了老上海的弄堂风,小时候放个大脸盆一壶热水就可以洗个澡,擦干净了弄堂风吹过,湿润、凉快,小孩子蹬上个小裤衩就蹦蹦跶跶地跑出去耍。
得知先生出事了之后我一夜未眠。鉴于我已知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已经找不到他,我决定到上海来和他家老太太碰一面。这是着险棋,陷我自己于“关你屁事”的呛声之境,但思来想去,竟别无他法。
我以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毕竟,他本是我够不到的人。
先生的爸爸是七年前去世的,糖尿病。老太太和姑姑们后来去美国住了几年,但不习惯,又回来上海,好在老房子的地点优越,重新装修之后焕然一新,老太太和姑妈家就搬到了一起住。他家的地址是我无意间看到他的机票寄送单记住的,是不是真能找到地方我没有把握,能不能问到线索我更毫无期待。
我已经搞不清这是险棋,还是我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老太太家算是闹中取静,我敲了门没有人回应。或许去遛早了?我在附近的咖啡馆吃了顿早餐又返回来,快十一点了,依然没有人回应。我正想着下一步如何是好,街口突然走来了两人。我定睛一看,两个女人,都是六十几岁,穿着蓝绿条纹和黑色暗花的改良旗袍。一高一矮,容貌间有些神似,显然是两个讲究的老妪姊妹。会不会是她们?
老太太身后,还跟着一人,提着两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