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做准备。我们会为你厘清每一步。你不是一个人。”
“但是克里斯汀呢？还有特雷西？”
“克里斯汀不愿和我们谈。她不愿和社工说任何话。她已经与我们完全断绝联系。她嫁给了一个投资银行家，她丈夫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可能连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她住在公园大道，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今年已经开始在圣公会学校读幼儿园。她不会再沾染这件事。”
我对克里斯汀的情况略有所知，但我完全无法相信她能够像切除肿瘤一样将过去的一切彻底地从她的生活中斩断。
不过我早该料到会这样，因为当初就是克里斯汀建议我们改变身份，以便让媒体无法对我们的故事刨根究底。她从警察局出来时便已打定主意，仿佛过去两年未曾挨过饿，过去三年里也没有蜷缩在角落哭泣。她未曾回头，没有向我或特雷西告别，也没有像特雷西那样精神崩溃，更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那几年的羞辱和痛苦摧毁。她只是勇敢地继续向前迈进。
从那以后，我们仅能从与我们都认识的社工那里了解到克里斯汀的大概情况。这位社工每年都试图让我们聚在一起，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彼此从伤痛中复原。但是，克里斯汀回复的消息总是说，她已经完全康复，感谢大家的关心，最好不和我们见面。
“那么特雷西呢？”
“特雷西会来。但是你必须明白，光靠特雷西一个人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她性格沉稳，人又聪明，而且能言善辩。她现在甚至可以算是个小企业家了，有她还不够吗？”
他低声笑道：“我觉得特雷西算是一个有贡献的社会成员，但她不完全是一个地方蔬果商，更像是当地的激进女权主义活动分子。加之她出版的那本杂志关注女性受暴力虐待，别人只会觉得她的言辞是别有用心。”
“是的。”他继续说道，“她的确能言善辩。她读了多年的研究生课程，应该如此。但尽管具备了这些条件，她却采取了主动进攻方式，无法完全激发假释裁决委员会的同情心，而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同情。更别提她现在还剃了个大光头，在身上文了四十一个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