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因为它必须保证拥有最多的纳税平民，同时要使得官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是流动性的，而非世袭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才能使得社会精英不断地被吸纳到管理阶层来，更重要的是确保帝国的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权。
所以，只要还维持这种郡县制的君主体制，贵族化发展就不仅要受到其制度内在逻辑的抑制，也会受到制度外壳的限制。门阀政治说到底，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畸变，只要官僚政治的逻辑还存在，迟早会纠正这种畸变。自东汉以来，豪强门阀与皇权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贵族化因子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门阀，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他们虽然可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世袭化，但却难以恢复西周时大小宗的宗法制度，难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订，南朝士族社会不重视嫡子，“不讳庶孽”（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00～201页。）。不坚持嫡长子继承，贵族的地位就不稳定，总是处于内部动荡之中。即使只有几十个望族，如果嫡庶不分的话，国家也不可能保证所有望族子孙都有足够的好位子。更何况，魏晋南北朝的贵族门阀，多数要凭借做官这一途径，才能成就地位。这样势必难以脱离皇权的束缚。有这样的先天不足，在跟官僚帝国体制的斗争中，贵族门阀实际上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是南朝的因袭，门阀政治也不例外。但是，北朝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统治。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多数都存在汉化趋向，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反复，就是说有反汉化甚至胡化的可能出现。所以，北方游牧部落的文化，难免会对北朝政治产生影响，影响到北方士族“辨氏族，明人伦”的努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存在，使得北方士族不可能像南方的那样，占据政府高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事贵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汉官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虽然北方也有皇帝认可的名门大姓，但更多具有招牌意义。况且，自北魏朝以崔浩为首的士族被杀后，北方士族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线上。到了北周时期，北方士族中的名门已经堕落到要靠与低等家族联姻，收取巨额补偿费来牟利的地步了。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隋唐两朝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在这个时期，大一统的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
隋唐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实现了官僚体系的考试录用制度，即我们常说的科举制。这个制度是一个利器，削平了士族的残余，保证了官僚群体的不断更新，也保证了国家编户齐民的稳定。从此以后，不管形势有多大变化，土地兼并有多剧烈，国家的主要纳税对象自耕农都能保持在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社会的等级制也被适当地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围绕着现任官员的官阶伸展自己的梯子，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世袭化的趋向。
第一节隋朝的创制
北魏自孝文帝大规模汉化之后，统治阶层中不愿意汉化的鲜卑军事贵族，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最后北魏分裂，形成东西两部分。西部统治者宇文氏建立北周政权，最终统一了北方。宇文氏的成功在于，既保持了鲜卑人的战斗力，比照鲜卑人原来兵牧合一的军事组织，建立府兵制，同时力求保持鲜卑的简朴作风，甚至恢复原来鲜卑人的鲜卑姓，强令进入军队的汉人改鲜卑姓，呈现出鲜卑化的迹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模仿西周官制进行改革，恢复六官制，力求制造直接承袭华夏正统的印象。而且，经过改造的府兵制，逐渐剥夺了各府将军的掌兵权，将府兵直接置于皇帝控制之下。就这样，在汉化与鲜卑化之间走钢丝的宇文氏获得了成功。但是，走钢丝维持不偏不倚相当困难，周武帝以后，继承者滑向了鲜卑化的一边，结果激起了已经势力很大的汉人普遍的不满。身为外戚和勋臣的杨坚，乘机代周而立，建立了隋朝。
隋朝的开创者对于制度建设从建国伊始，就表现出空前热情，显示出新朝气象。
首先，恢复并且健全了三省六部的中央机构，确立了中书省（时称内史省）草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尚书省各部分工也进一步明确和固定。经过一个不长时间的过渡，形成了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和工部的六部行政部门，每部下辖四个司，六部共二十四司。各部所辖的司，均跟本部事务相关，形成一个整体。隋朝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世界上分工最明晰的政府。后来的唐朝，只是将民部的名称改为户部，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变化。三省六部进一步确立之后，原属九卿范围的各个监寺的地位继续下降，沦为可有可无的辅助性机关。这样的六部与监寺格局，奠定了此后官僚制帝国的基本行政架构。这种架构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才被从西方引进的新式现代政府体制所取代。
其次，隋朝整理了魏晋以来混乱的地方区划，废除了所有的侨立州郡，将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改革后的州比秦汉时的郡还要小，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势力，以便于中央管理，但也使得地方区划过小，难以形成自主性。
其三，隋朝开创了科举制，这是官僚体制的最大转变之一。隋文帝杨坚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却回到了汉代地方推举的老路上，这实际上已经行不通。隋炀帝杨广，虽然被正史讥为空前的昏君和暴君，但在制度创新上，却有独到之处。正是他开创了考试取士的新制度。隋炀帝登基不久，就下令十科举人，其中就有“文才秀美”一科，而且是最为隋炀帝所看好的。随后十科减为四科，还是有“文才秀美”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取士，以考策论为主，考试在中央政府举行。汉代实行察举制的时候，也有考试，但是取舍主要依靠地方推荐，考试只是辅助手段（实际上，就是九品中正制下，世族子弟为官者也要多少显示一点文才才行），而科举制虽然也要靠地方推荐，但考试却是取舍的主要手段。从此，中国选举制度开辟了以考试作为人才取舍主要标志的科举时代。当然，南朝末年整个士林雅好文章辞赋，蔚成风气，影响到北方。上流社会以文采相尚，也对以文选人的选举制度的产生有促进作用。隋炀帝本人也具有相当的文才。据说，他曾经夸口说，就是跟士大夫们比文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有几个比他诗做得好的大臣，都被他借故杀掉了。这虽然表现了他的残忍，但也说明他的确非常重视文才。这也为后来整个社会重视诗歌、重视进士科的风气开了头。
隋炀帝爱做诗文，但有人超过他，就感觉不快。司隶薛道衡有佳句过之，遂寻事杀之。薛死后，炀帝还恨恨地说，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不？隋炀帝一次作《燕行歌》，令诸文士和之，著作郎王胄之作与炀帝不相上下，由此被嫉恨，王胄居然因此丢了命。王被害之后，炀帝也恨恨地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诗句你还能写吗？（刘餗：《隋唐嘉话》上）
其四，隋朝完善了府兵制，建立健全了掌管与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在中央一级设置十二卫分管兵府，使寓兵于农的府兵体制更加制度化。
其五，隋朝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的律法。本着从轻的原则，删繁就简，制定《开皇律》，共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卷。这部法律废除了车裂等酷刑，而且将死刑终审权收回中央，死囚须经大理寺复核才能执行。后来影响很大的唐代《贞观律》、《永徽律》，实际上都是《开皇律》的修订。其法律精神一直延续到清代。
最后，隋朝还开始着手重建礼制，清除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痕迹，比如恢复汉姓，恢复汉族文化习俗。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礼制。实际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都有自己的礼仪规矩，但是隋朝以继承汉人正统自居，故而强调要恢复周礼。但实际上，据陈寅恪先生研究，隋朝甚至后来的唐朝所实行的，不过是南朝礼仪和北齐礼仪的复合体。
隋朝虽然完成了大多数制度的创制工作，但是，由于隋炀帝这个精力过于旺盛、却又少不更事的年轻皇帝的缘故，结果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显然，作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度，尽管幅员广阔，国力强盛，但如果一味地大兴工程，盲目地对外开战，还是很快就会耗尽国力的。好在继起的唐朝几乎完全继承了杨家开创的制度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在政策上又刻意避免了前朝之失，结果成就了历史上的盛世。
第二节三省六部和集体宰相体制
唐朝统治者是眼看着强大的隋朝，怎么样突然雪崩式倒塌的。而李家父子能够取而代之，虽然凭的是马上功夫，不是像前朝那样，“夺江山于孤儿寡母之手”，但主要还是隋朝政治的失策，才给了他们机会。一般来讲，后一个朝代往往注意汲取前朝教训，唐朝统治者当然清楚，自己的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隋朝的失误上。他们理智地意识到前朝的失误多在政策层面，而制度建构却是应该肯定的。唐朝统治者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跟杨氏家族这种带有胡人血统的汉人一样，同是北周的军事贵族出身。在统治大思路上，他们实际上是心有戚戚焉。
从隋朝起，三省长官就已经是正式的宰相，但是，有时候也让其他官员参与进来，给他们以“知政事”的名义，因此也被视为宰相。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宰相制度，而且为了防止各机构之间的扯皮，实行了宰相集中议事制。三省长官和其他参与决策的官员，集中到门下省开会，开会的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日常所有政务，都集中讨论，将讨论的结果送交皇帝裁决即可。时间一长，政事堂成为一个高于三省的决策机构，三省长官实际上脱离了本部门，专一负责全国政务的处理。于是，三省的副职左右仆射，成为三省的实际负责人。后来皇帝干脆不设三省正职，以副职替代，让副职进入政事堂，于是宰相的官阶降低了，更便于皇帝的控制。
在唐太宗末年，由于担任中书省长官的人多年受到皇帝信任，所以中书省的地位日见提高，于是政事堂移至中书省。除了中书省长官以外，其他两省的长官不一定是当然的宰相。无论担任何职，只要头衔上加上“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中书门下三品”，就是宰相。武则天专权以后，宰相之中出现了秉笔宰相，成为事实上的首相。由于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关，所以，必须有属员参与办事，但是，它又不是制度规定设置的机关，于是就从中书省抽调中书舍人，来政事堂办事，实际的政令执笔者，就是这些舍人。由于跟最高权力中心如此接近，于是中书舍人成为具有实权的官职。
有唐一代，宰相会议是全国政务的核心。会议一日停顿，则国家政务一日不行，所以，宰相会议必须每天都开，而皇帝倒不必每日上朝。唐代政治跟西汉一样，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君逸臣劳的模式。
政事堂每日所议之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日常事务，即每天的例行公事。这种事情均由宰相自己处理。凡事讨论决定即可，最后形成一个书面的意见，报皇帝例行批准，一般皇帝都是扫一眼就批。这个手续属于走过场。二是宰相所认定的军国大事，最好是在皇帝没有意识到之前先行讨论，拿出意见。在唐代的全盛时期，绝大多数政务都是由宰相会议首先提出，讨论而后提出成型意见，最后才交皇帝核准。三是皇帝所认为很重要、而又为宰相们所遗漏的事务，由皇帝特意提交政事堂讨论。比如，武后时期，一次武后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事情。当然，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皇帝要求讨论，宰相们也得议论一番。四是某些官员通过某种渠道，绕开政事堂，直接将奏折递到皇帝手里，或者某些下面奏折上的意见，宰相们认为不需要处理，但皇帝有别的意见的时候，皇帝会将这些奏折交下来令宰相们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后两种情况，宰相们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跟皇帝唱反调，驳回皇帝的要求。当然，皇帝如果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交宰相们再议，直至将某些人撤掉，换上听话的人来讨论。显然，后一种处置，往往会导致政坛波澜，一般不会轻易动作。
政事堂按例供应酒席，极其精美。有一次宰相们认为饮食过于奢费，欲上报皇帝请减其料。侍中张文瓘（门下省长官，宰相之一）说，皇帝设此酒席，本是重视政事堂为行政中枢，礼遇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把我们当贤才看，才这样做的。如果诸位自己不称职，那么可以自请辞职让贤，没有必要减公膳，以换取虚名。国家看重我们的，不在于此，而宰相能不能办好国家大事。如果能办好事，这点酒席并不算奢费。（刘肃：《大唐新语》卷7）
但是，如果宰相总是跟皇帝顶牛，而这个皇帝又有点脾气的话，那么宰相往往是要被罢免的。如果有些宰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很可能一味顺从皇帝，做一个模棱宰相，完全按皇帝的意思办事。不过，在政治还清平的情况下，这样的宰相往往会受到朝臣攻击，甚至可能到后来皇帝也会不喜欢他。因为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自己拿主意，肯定有大批事务他没主意或者不想拿主意。
第三节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隋唐制度的标识。从此，中国的官僚制走上了通过考试补充人员的道路。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一个过分超前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确保了中国传统官僚型帝制的个性。科举制是隋炀帝的创造，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以考试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创造。
1．科举制度的科目
隋唐科举科目先后有变化。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日趋完善，其设置过的科目前后不下几十种，不过，常设的科目不过数种，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明史等。此外，还有特殊时期设置的开元礼科、道举等。这些科目的设置，既反映了某种时代的“习好”，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过，科举虽然科目设置比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于期望过高，考试过于严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实际上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其他的科目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以农为主，政府一般又不参与经济管理，政府事务对专门化的要求不高，只要综合素质好，具有相当智慧，就足以应付政务，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较好，反之，那些对某一专业特别擅长的人，却往往长期沉积在类似刀笔吏的位置上，得不到发展。
（1）明经科。
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唐代将儒家经典分成三类，一类为大经，有《礼记》和《左传》；一类为中经，包括《诗》、《周礼》和《仪礼》；一类为小经，《易》、《尚书》、《公羊》、《殼梁》属之。其中《论语》和《孝经》是所有应试者必须充分了解的常识性儒学知识，是必考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分为帖经和墨义两个程序。先考帖经，即将一段经文贴上一句，让你将之填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填空”。一般贴十条，能填上六条为及格——中上，七条为上下，八条为上中，十条满分——上上。然后考墨义，类似于默写。也是考十条，等级分类与帖经同。最后考策论，即对时务的议论看法。考试按成绩分四等录取，分别授予从八品到九品的官阶。
策论是每个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几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人不会考，也没有人通不过。而帖经与墨义则是看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考生只要将有数的经典背熟就行了，不仅考试容易，录取的比率也比较高，每年大约有10%～20%的录取率。
明经科的存在与发达，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汉代的察举制通过举荐和考试两道关口来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经过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国家的儒气有所减淡。隋唐统一，传统意识形态开始恢复。统治者显然明白，儒家伦理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事实上，不仅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论，也充斥了儒家气息的说教。当然，由于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传说是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作者李耳的后裔，所以对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独钟。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一度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改为《道德经》，唐玄宗还开过道举。但是，从总体上看，考试内容上儒家伦理的统帅地位并没有动摇。当然，明经科的发达，还跟它的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既合乎正统道义，又方便过关的人事考试，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其来源据说是《礼记，王制》。《礼记》很多篇章是后世儒者对理想制度的描述，“进士”估计也不例外。从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后来增加帖经和杂文，帖经只是加了一点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所谓的杂文，则是指带有讽喻性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和挑战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来，要难得多，录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所以俗语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说的是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并不算晚，而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算老的了。
虽然进士难考，但终唐之世，士之有为者，大多趋之若鹜。屡败屡战者有之，前赴后继者（父子相继）亦有之。关键是这种考诗赋的考试，能考出人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才能来。一旦考中，则为人所推崇。律诗，尤其是排律，是对文识意境、文学修养、诗歌音韵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较高的一种诗歌形式。好的律诗，不仅意境悠远，文辞清美，而且读来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做好诗，不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须有点天才才行。由于进士考试的带动，整个士林，乃至整个社会都对诗歌重视起来，朝野流行律诗，连酒楼妓馆，也传唱不绝。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到科举考试，以至于后来的进士科，完全依律诗做的好坏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了。
进士难考，考取后也是安排做八九品的小官，但以后的发展却比明经快得多。唐朝的宰相，进士出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进士出身。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门阀世族的利器。
进士与明经是经常举行的科目中，最常见的两个，都属于“常科”。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称为“制科”。不过，制科出身不为人看重，而且也不经常举行，所以不再叙述了。
以上讲的是文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武举由兵部主持，既考骑射功夫，也考武艺和负重能力。考试合格者，成为武职官员。据说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武举考试中试率也相当低，也是l%-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过关。
2．科举取士的过程
科举考试往往跟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办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二是“乡贡”，即没有在官学就读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考试，也可以通过所在州县报名参加。不过要先通过县和州的两级初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参加省试。
从理论上讲，除了工商子弟、犯过法的人以及小吏之子，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有资格、有能力进官学，尤其是中央一级学校学习的人，往往要占很大便宜。不仅可以免去多次考试的麻烦，而且可以直接接触到达官贵人、诗家名流，受最好的教育和指点，领略最新的诗风，在考试中大占便宜。
省试（因是尚书省主持故称）开始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副长官主持。礼部因此而设贡院，考试、判卷均在贡院举行。因此，主持考试者又被称为“知贡举”，一般都由当时最有文名、持重老成者担任。考试每年春天在礼部的贡院举行，时间以一日为限。考生须准备一天的饭食和饮水，以及文房用具。时间一到，还可以点上三支蜡烛，等这三支蜡烛燃尽，若考生还不完稿，那就只能抢卷了。对于录取的考生来说，主考官是他们的座师，而判卷的考官则被称为房师，往往备受礼遇。到了后来，科举中人所谓的老师，就是指录取他们的房师和座师，而真正授业的老师，反而被忽略了。礼部考试通过，考生就获得了出身，即进士资格，但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相对容易一点，但带有很强主观性。其内容为：书、判、身、言。所谓书，就是指书法，字写得不好的人，不能通过考试；所谓判，即指官方文书的草拟；所谓身，指身材和相貌，长得有缺陷和过于其貌不扬的人也很难通过。据说，有个叫方于的人因缺唇，连续十次都通不过。所谓言，是看考生言辞是否流利。事实上，吏部考试往往考的不是才能，经常会有一些相貌欠佳或者言辞不利的人被淘汰。据说韩愈就连过了三次才勉强过关。
唐玄宗时，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经常拿朝政开玩笑。据说他曾经亲自主持吏部选举，把考试当儿戏，看见身材矮小的就派去做道州参军，因为道州人矮子多，见到大胡子就派去做湖州文学，以湖噱胡。（王谠：《唐语林校证》卷5）
3．唐朝科举考试的隐性制度因素
通过考试取士，能否将真正的人才取进来，对于这个制度的操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隋朝二世而亡，真正实行科举制度的实际上是唐人。为了保障制度的充分有效，唐朝上下都花了不少心思，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制度以外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这样做，借以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被称为隐性制度的因素。
取士质量，是考试制度成败的关键。骆宾王起草《讨武璺檄》，文采飞扬，被骂的武则天听了后，认为将这样的人才流失（没有取来），是宰相之过，实际上是科考之过。显然，录取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考官的眼力。唐朝重视诗赋，可是，历来对诗的判断都是很难的，不仅有主观好恶的问题，还有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一个公认的才子，到了考场却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唐朝的进士考试一般是不糊名的，卷子是谁的，完全清清楚楚，录取时不仅允许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考官还要经常跟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诗坛的新动向，听取已经成名诗人对举子的意见。
每年考期之前，考生们就从各地赶到京师，先将自己平时的诗作投向有文名的达官贵人，也有直接投给考官或者礼部的。投给考官和礼部的叫“公卷”，投给名人巨卿的叫“行卷”。一般来讲，通过名流向考官推荐，效果更好些，所以，“行卷”更为流行。在那个时代，所有名流都很乐意做伯乐。如果发现了真的才子，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推荐。韩愈就大力推荐过李贺，有些人认为李贺要避父亲的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还为此做文章辩驳。还有的时候，某些人诗名特盛，用不着行卷，还未考试，实际上大家已经认定他是状元了。不仅考官以为如此，考生也有同感。比如王维是公认的才子，考前就被定为第一名，结果也就是第一。
大诗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门下，顾见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君何居易？”后来，读到白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击节叫好，说：“有才如此，居亦不难。”
李贺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韩愈看，正赶上韩愈送客回来，非常疲倦。门人把李贺的诗作呈上，他已经准备就寝了，一边解带一边看，当读到“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句，来不及系上衣带，连忙下床将李贺接了进来。后来，因李贺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晋”字，跟进士的“进”谐音，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考试。
这种行卷的规矩，必须建立在士林道德水准比较高，考官和有力量推荐的人都能出于公心的前提上，否则，就会流为贿赂和舞弊。有唐一代，人们对于科举非常看重，无不将之视为关系王朝命运前途的头等要事。别的事情可以马虎一点，掺点私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敢乱来，否则不仅当时弹章交集，而且还会遗臭万年。甚至连皇帝推荐的人，如果不够格的话，也不能随意录取。此外，由于唐朝诗风大盛，考官和推荐者也是诗人，他们对自己诗名的看重，不亚于生命。如果胡乱荐人和取人，那么对他们自己在诗坛的名声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在唐朝绝大多数时期，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虽然也因为各种原因遗漏了一些人才，比如李白与杜甫都没有中进士，但大多数出名的诗人还都是进士出身，大多数的贤臣能吏，也是从进士科里冒上来的。
玄宗朝，有王如泚者，其岳父为玄宗方伎供奉，深得皇帝喜爱。是年王如沘应试，其岳父求玄宗让女婿及第，玄宗答应了，于是告诉礼部本科考试让王如洸及第。礼部负责考试的侍郎（知贡举）将此事告知执政的宰相们。宰相问侍郎，王如沘文章如何？能够及第标准吗？侍郎答道：介于及第落第之间。宰相于是说，若是如此，就不应该让他及第。明经、进士考试，是国家取才大典，若单凭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轻易把功名与人，那么以后将怎么取才？随后，宰相即将此事告知皇帝，取消了成命。而这边，王如沘以为已经得到了皇帝允准，在家中大宴宾朋，忽然听说原议取消，大为丧气。（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
4．科举与学校
隋唐的学校开始跟汉代不太一样，儒学的学习虽然占了主要方面，但属于应用学科的学校也不少。既有学医卜星相的，也有习律、习算和习字的。各种专业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这表明，经过玄学的变异，佛学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的交流与文化引进，使得汉代经学笼盖一切知识的局面被破坏了，价值追求有多元的迹象。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多样的知识也有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的可能。
隋唐时期的学校可以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也可以分为儒学的和技术、杂学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京师，由中央政府（国子监）出面办的儒学学校，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是国子学，招收皇族嫡系子孙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弟。第二等级是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第三等级是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和有散爵者的子弟。有时兼收庶人子弟中的优秀者。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学校，如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额员30人，只招皇族嫡系子孙以及皇后、太后嫡亲子孙，以及宰相之子。还有东宫所属的崇文馆，额员20人，招生对象与弘文馆同。这种学校师资好、待遇好，有时连公主的儿子都进不去。
京师的第二类学校是属于技术性的，有律学、算学和书学，分别以学习法律、算学和书法为主。
京师的第三类学校属于杂学类的，主要有太医院的医学、太常寺的卜学和太仆寺的兽医学、司天台所属的司天台学（天文历法）等等。
地方在州县两级均设有儒学性的官办学校，是为主流，但有些地方也办医学学校，专为培养地方医生之用。
显然，这种学校的分布，虽然依然是以儒学的学习为主，但各种技术和杂学，也有一席之地。不至于让所有人都拥挤到一条狭窄的官僚小路上去，可以使社会需要的各种学科进一步专门化。可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前现代社会，做官毕竟是一个最稳定、收益最好，同时获得社会荣耀最多的职业，所以，学习以文科知识为主，有利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考试的学校，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都纷纷涌向这些学校，使得这类学校无论从场地、师资和经费上都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学校不断上台阶。而相形之下，那些技术和杂学类的学校则一天天地萎缩。最终，中国失去了在一个最好时机实现学科专门化的可能。
5．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试内容上，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将全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不仅使官僚制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离心离德的可能。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
当然，推行科举制的结果，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扫荡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虽然隋朝统一以后，世族已经处于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政治依然阴魂不散，对于这种导致君权式微的政治社会状况，皇帝自然不能容忍。自隋朝以来，皇帝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世族残余势力，尽量打破人们过去的门第观念。但是，到了唐太宗的时候，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依然按从前的规矩，将北方的所谓第一大族的崔氏列为第一。受了皇帝的申斥，才将皇族排在第一，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不按现任官僚的地位来排列氏族。可是，科举实行多年以后，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只要读过书，有相应才华和才能，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虽然旧世族还有些残存的文化优势，但随着唐代文体形式的转变，文风的转移，六朝华丽的文风不再受欣赏，骈文和大赋也不再有市场，而且进士考试说是诗赋并考，但实际重视的只是新兴的诗体排律，旧士族的文化优势也就逐渐消失。当然，唐代的政策其实是对现任官僚实行优待的，中央国子监系统最好的学校，都只对中高级官员和皇族开放。但是，由于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出来的，学校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诗才的影响并不太大，所以，科考并没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开大门。从那以后，历朝历代，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唐代以后，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在考试上见功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宋代开始，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世族。
科举制的推行，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唐朝诗歌的兴盛，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关系。唐诗繁盛，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上超越唐人。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头号帝国，其文化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所以唐诗也传播到了世界，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喜爱的文化形式。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留学，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
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随着科举推行，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一个人无论门第高低，拥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才有受人尊敬的资本。由于机会对更多的人开放，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人学诗的也越来越多，印刷术从此普及，书变成了一种商品。不仅男人能诗，女子也能诗，有些能诗的名妓甚至让科考的佼佼者惭愧。好诗随着人们的传诵，歌儿舞伎的吟唱，很快就传遍全国。能诗的人，即使没有官位，在乡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
更重要的是，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的阶梯，从乡村一直连到庙堂，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
科举制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知贡举的考官，往往通过考试，与所录取的考生结成师生关系。而同年被录取的人，则形成了“同年”关系，进士们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师座师，视之为知遇者。而同年也是一种非常强固的纽带，在官场上，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形成网络，相互攀缘，人称“朋党”。虽然皇帝一般对此都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种由科举产生的朋党关系，在官僚帝国里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农业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脱离了农村之后，往往要依托某种类宗族乡土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活动。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
当然，科举制的推行，对历史的发展，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这种状况，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文字书写、文学和道德讲求上。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以至于今天仍旧余波未平。
第四节唐代的官吏任用考核制度
唐代已进入官僚制的成熟期，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员的任用考核制度也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各种技术指标日趋完备，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1．官员的任用和任用方式
唐代官员的任用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试，即试用。二是守，汉代的守为试用，唐代为实际任用。三是知，即权知某官的意思，系由皇帝亲自下令委任的某些职务，往往是以他官兼任某职，但所知之职往往变成了真正负责的官职。四是行，品级高的官员，担任与品级不相应的低品级官职谓之行。五为带，即以本官品之外，兼带其他官品。六为兼，即兼任。七为领，与兼带类似。八为摄，即暂时摄理。九为同，即等同于某官，有在本官品之上，再赏赐一级的意思。十为判，即非该官职者，但做该官职之事。十一为权，权知暂代的意思。此外，还有检校，原指代理，后为地方官加中央衔的意思。充，指特别派遣充任的意思。勾当，特派兼任的意思。斜封，指没有经过宰相政事堂，不经正式任命，由皇帝私下委派的官。严格来讲，斜封是不合法的。
武则天时，出于打击反武势力的需要，酷吏当政，鼓励告密，官员缺额甚多，于是大肆斜封。进士、明经落选者，并乡村蒙学教书先生大批被封以官职。中宗复辟，斜封得官者凡二百余，有从屠户商贩而骤得高位者。
隋唐时期官员的任用都要由吏部发给任命状，即所谓“告身”。这种制度源于南北朝中后期，到了隋唐开始定型。告身例由中书舍人起草，在专门的纸或绢帛之上填写好，然后盖上吏部的专用大印（武职则用兵部印），发给被任用的官员，作为上任的凭证。唐朝中叶以后，任用制度开始腐败，吏部往往有大量空白告身，随时填写人名，以备卖官之需。
跟汉朝不同，唐代所有官员的任用，权限均在中央，地方的杂佐官也由科举出身，然后由吏部任命。唐代地方官的任期，州刺史和县令三年一迁，杂佐官四年一迁，中央官四年一迁。
隋唐时期，官阶分为九品，每品有从正之分，自四品以下，每品的从正两个等级，又分上下阶。这样从一品到九品，共有30个等级。九品之外的吏，也有官品，九品之内为流内，九品之外为流外，流外有流外勋品。从二品到九品共八等，之外还有视流外勋品，也有八等。官品是官员的品级，官职是官员实际担当的职务，某官职一般规定有相应的品级，但并不一定非得完全相当，高品担任低职，低品担任高职的都有。就是说，官品相当于你的级别，而官职才是你的实际职务。
有一位县里的小官，听说有位老婆婆会用琵琶给人算命，于是前去问自己的官运。老婆婆弹了几下琵琶说，这个官人真是富贵命，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小官说，阿婆错了，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婆婆说，那我改一改：你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更得五六年总没品。（张鹜：《朝野佥载》卷3）
2．官员的考核
隋唐时期的官员考核，已经进入标准化、程序化的轨道。
（1）考核机构。
隋唐官员考核机关是尚书省的吏部，由吏部尚书和侍郎亲自掌握，具体负责的单位是吏部的考功司。考功司不仅负责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长官的考核，还负责汇总检查全国的考核情况，将考核资料存档，以备官员升迁时参考。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衙门内属员的考核，由部门和地方长官与衙门中专门负责考核的官员主持进行。中央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监察机关和皇帝亲自掌握。
（2）考核标准。
唐朝官员的考核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德行标准，所谓“四善”：一为德义有闻，二为清慎明著，三为公平可称，四为恪勤匪懈。即品德好讲仁义，为官清正，断案公正和勤于政事。还有一类是为官的业务标准，所谓的“二十七最”，即二十七类官职的业务业绩之最。从谏议、选举、考核、礼制、司法、军事到地方行政、学校、税收、仓储，甚至医卜星相都包括在内。当然，对于具体官员来说，其实只有一项适合于他，所以，做到“一最”，就是业务上的最高评价了。
除了以上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之外，对于地方官，还有一些具体业绩考核指标，比如在任期间所辖地方增加了户口和耕地，则考核的时候加分进等，反之则减分降等。
（3）考核方式。
考核分为大考和小考，小考每年一次，大考三至四年进行一次。大考综合几年的小考情况，定出官员的等级。一般来说，唐代考核官员的时候，将“四善”和“二十七最”的标准综合起来，将官员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新唐书》卷46《百官志》）在具体操作上，各个衙门对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先由被考核者自己写出“自我鉴定”，当时叫“当年功过行能”，然后由部门负责考核的官员，根据被考核者的表现和他的自我鉴定，写出考状（单位鉴定），由部门长官当众宣读，大家再进行评议。各部门长官，由上级长官考核，中央各部和州刺史则由吏部进行考核。
贞观年间，桂阳县令阮嵩怕老婆。一日在官厅会客，招女奴伴歌，他的老婆闻后披发跣足闯了进来，进门就拔刀相向，吓得大家作鸟兽散，阮嵩钻进床下久久不敢出来。后来考核，刺史做考词曰：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张莺：《朝野佥载》卷4）
凡是考核被评为中上以上等级的，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考核为中中，不加不减；凡考核为中下等的，每降一等，减禄一季，考下下者解职。考核成绩在吏部备案，以后的升迁降黜，都以此为凭据。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主官吏考核。有一官督运漕粮，遇到大风而损失殆尽。卢为之考评道：“监运损粮，考中下。”然而这个官员听了以后毫不动容，一句话申辩的话都不讲。卢很佩服他的态度，遂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听了以后，仍然无动于衷，了无喜色。结果卢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中上。”（刘肃：《大唐新语》卷7）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监察体系
隋唐的监察体系，跟前代略有不同。在原来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官的两套机构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总领协调的机构，形成了三套班底。东汉以来，原来御史台的负责人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御史中丞变成了御史台真正的主持者。进入隋朝之后，将御史中丞改为御史大夫，主持御史台，另置治书侍御史2人为副。唐朝则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恢复了西汉体制。
御史台下设三院，一为殿院，设殿中侍御史，隋朝12人，唐朝设9人，官阶从七品下，负责上朝礼仪纠察和京师城内的巡查。二为察院，设监察御史，隋制12人，唐制15人，官阶正八品上。负责监察百官和分巡地方。监察御史以入院先后排座次，以先人者为尊，其各自的任务也有区别，资格最老的三人负责监察各部。每人分两个部，其余的分巡地方，资格最浅的，巡查的地方最远、最苦。
资格老的监察御史相当威风。京兆人高丽，是为御史台送公文的差役，御史台令史伪造文书诈骗，事情败露，令史逃跑。御史张孝嵩抓高丽顶罪，严刑逼供，使高丽两脚残废，锻成死罪。大理寺抗命，认为依法人已残废不应再加刑（处死），御史大怒，说，两只脚废了也不耽误他造伪！于是令两人夹着高丽赴街市，杀掉了。（张鹜：《朝野佥载》卷2）
在殿院和察院之上，设置台院，内设侍御史，隋制8人，唐制6人，官阶从六品下，负责总理御史台的一切事务。其中，以年资最老的侍御史一人，担任知杂侍御史，负责挑选和考评御史和处理杂务。其次设知公廨侍御史一人，负责日常事务。再次设知弹纠侍御史一人，负责协调对官员的弹劾事宜。最后另设知推侍御史2人，分别负责“东推”和“西推”，东推掌管纠察京师百官的违法失职案件，西推掌管地方州县的官员违法失职案件。殿院的殿中侍御史和察院的监察御史，按例要协助东西推工作。
唐大中十二年正月，含元殿大朝会，太子少师柳公权八十高龄，为百官班首，上朝朝贺。然而待仪式行半，已经疲劳不堪，及轮到给皇帝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时，把“和武光孝”念成“光武和孝”，结果当场遭到御史的弹劾，被罚俸一季。（王谠：《唐语林校证》卷4）侍御史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百官上朝时的礼仪行止。
武则天时，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快要升三品了。一次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馋人之极，便买了一个，在马上吃了。因此遭到御史弹劾，说他行为不像大臣。结果武则天下令，不许他再升三品。（张莺：《朝野佥载》卷4）
此外，唐朝分设东西两都。在不常驻的东都洛阳，按规矩要留一个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留守机构人称“留台”。
除御史台之外，由于尚书省长官已经变成宰相，而下属的六部又逐渐成为行政执行的基本部门，功能渐次独立，所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尚书左右丞，无事可管，就演变成了另类的监察官员。他们不仅负有监察百官之责，而且还可以弹纠不称职的御史。
隋唐地方区划比较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存在问题，因此，特别注意对地方官的监察。朝廷往往设置专门的监察机关和人员，加强对地方的监督。隋朝有专门的司隶、谒者两台，设刺史巡查地方。唐朝则定期派出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等官员，与监察御史一道，担负巡查地方的责任。后来，原设的各使大多演变成实体性地方官，于是，朝廷利用盐铁转运使来承担监察任务。
唐朝的门下省长官被列为宰相，但门下省官员却依然担负着谏议的责任。门下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都相当活跃，经常给皇帝提意见，对宰相的政务处理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干涉朝廷大员的任用。唐朝还设有前代所没有的谏议官员，即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隶属门下省，右则隶属中书省。
阳城为谏议大夫，唐德宗想用裴延龄为相，结果被阳城得知，誓死反对，最后德宗居然改了主意。（王谠：《唐语林校证》卷3）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中前期政治比较开明，因此监察体系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御史和谏官不仅弹劾违法官员，而且经常给皇帝提意见。这使得皇帝们时常要为之改变自己的做事习惯，百官的行为也有所收敛。唐朝的监察官员经常在朝堂之上，在百官聚会的朝会上当众宣读弹章，令被弹劾者十分难堪。
唐高宗显庆元年，侍御史王义方在朝会之上，当众弹劾中书侍郎李义府逼杀大理寺官员。弹章念毕，他大声呵斥李义府退出行列，李义府自恃官高爵重，姑望不肯退。王义方再三呵斥，李一直看着皇帝，可皇帝一句话也不说，李不得已退下。（《唐会要》卷61）
到了唐朝晚期，检察系统的作用大打折扣，御史自身贪渎，玩忽职守，谏议无人听从，整个官僚机器趋于锈蚀，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洛州司佥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查。此公喜欢吃牛肉，所至州县，人家都要为他宰牛漉酒。事无大小，只要给他金子，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到之处，金价为之上涨，人称“金牛御史”。（张鷟：《朝野佥载》卷3）
第六节府兵制及其畸变
府兵之名始见于西魏，但西魏的府兵还是带军籍的私兵，士兵要随将领之姓，是将领的私属。北周时，开始吸收均田制的农民当兵，府兵开始向国家化方向发展。隋朝建立，推行军队国家化自然是制度建设的主攻方向，所以，府兵制彻底与均田制相结合。凡是军士，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军人不再有特殊军籍，完全归属乡村的坊里管理，虽然军府还在，但已经成为分得土地的军士（实际上是农民）平时训练和服役的管理机构，从此形成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唐代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设置诸道折冲府，管辖府兵。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各设专职军官若干、军曹若干，负责平时的训练，每年上级机关点校检阅一次。上府辖府兵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平时就编成军队组织，十人为火，火有火长；五火为队，队有队长；两队为旅，旅有旅帅；三旅为团，团有校尉。自队长以上，皆有官阶。士兵训练和入伍（上番）时，按编制行动，由折冲府的军官率领。府兵21岁服役，60岁退役，在这期间都要为朝廷当兵服役。府兵除了平时集中训练以外，主要任务就是到京师和边境服役，又叫“上番”。按服役地点的远近，决定服役的方式，如果500里内，则一个府分成五组轮流服役；如果1000里，则分成七组轮流，余类推，每年服役1个月。如果恰好赶上战争，那么就得延长，以后来的服役量折补。府兵上番，须自备武器装备和粮食，只有超过规定上番时间的时候，才由国家提供粮食。府兵每3年选1次，挑选的时候既要考虑家产，又要考虑被挑民户的男丁多寡，一般是考虑多财和多丁的。
府兵是唐朝初年的基本军事力量。按道理，府兵的选点应该按人口的分布平均分布，但实际情况却是，军府大部分集中在关中地区，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人，构成了唐朝初年军队的大半。“（唐）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资治通鉴》卷228《唐纪44》）实际上，不仅府兵大部分是关中人，军队的将领也大部分是关中人。泛而言之，唐朝立国，实行所谓“关中本位”，从皇帝到勋臣基本上都出身关中。可以说，关中人是那个时代的统治人群。当然，我们不排除这里有关中人膂力强劲、高大威猛的因素。因为那是一个胡汉杂处、人口素质因游牧民族混杂而得到极大提高的地区，所以多出一点军人，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例如此不均衡，恐怕就是统治的地缘因素了。事实上，也许只有关中来的军队，皇帝才能放心得下。
应该说，府兵制在唐初，还是比较有效的。在对付突厥的战争中，府兵发挥了很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因为唐初的府兵，大部分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这些老兵在分给土地之初，既保有原来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同时又为分得土地感到鼓舞，所以制度才有如此的效能。从本质上讲，一个农业民族，想要使居民既做战士又做生产者，其实是有些难度的。即使勉强实行，效果肯定不如游牧民族那么好。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游牧或者游猎民族来说，马上的骑射功夫，平时和战时没什么两样，平时的生活游动性就很大，战争所需要的背井离乡、长期流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所以，游牧和游猎民族，一旦出现杰出的领袖，往往会以他们平时的生活组织为基础，建立牧兵合一的军事组织。这在对付汉民族的战争中，多半会比较有效。但是，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族，模仿这种制度对付游牧民族时，却常常力不从心。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与打仗之间，相似之处太少，而且，农业生产所要求的不误农时，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都与战争的要求背道而驰。背井离乡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完全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将家庭驮在马背上，什么地方可以生活，就在那里安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初府兵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
另外，军府过分集中于关中，使得关中人当兵成了一种职业，结果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一般老百姓被频繁征发，“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杜甫：《兵车行》）关中农田荒废，生产下降。本来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很快就凋敝下来，地处关中的长安越来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应，由于运输不便，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到洛阳“就食”，关中的农民日益贫困化，大量农户濒于破产。另一方面，出身勋贵之家的府兵，由于往往派去做皇宫的守卫和皇帝的侍卫，很快就会升为军官，成为一般府兵的管理者。这些纨绔子弟，没有经历过战争，又只知道作威作福，使得府兵日子更加不好过。所以，富者雇人代替，而穷者难以应付，自备军械和口粮，也成为府兵日益难以承受的负担。上番的日子也越发难过，结果是大批关中农民逃亡，府兵越点越少，从三年点一次，到六年一次。到了开元年间，朝廷干脆停止了府兵的上番，府兵制名存实亡。
府兵停止上番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首先出现的是团结兵。团结兵是地方政府招募的军队，从武则天时代已经开始广泛出现，主要用于防范和镇压边境和西南少数民族。无论何人，只要骁勇都可以当兵。被招募以后，免去一切徭役和赋税，平时在家练习武艺，按时集中阅试，有事时则出征。其次是扩骑。系开元年间，由宰相张说的提议开始征召的。扩骑和团结兵一样，只要身体条件合乎标准，所有人都在被招募的行列。被选中以后，免除徭役和赋税，需要时则集中起来出征。团结兵和扩骑，跟府兵不同的是，不再严格隶属军府，出征也不用自备资粮，而且国家还发给一定数目的补贴。
如果说，团结兵和扩骑还不属于完全的职业雇佣兵，他们平时还属于老百姓，生活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平时所从事的行业，当兵的收入只占一部分的话，那么边防上的官健，则是一种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由于府兵逐渐无力自备资粮，于是在担任守边任务时，边境军镇开始用发补贴的办法，给予上番的府兵资助。这个制度逐渐发展到招募乐意长期在边防驻守的男丁（实际上是流民和半流民。后期则大量招募少数民族），由军镇发给衣食和金钱，形成了边境上的常备军，人称官健，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职业雇佣兵。
在募兵制的发展过程中，团结兵和扩骑属于不完全的雇佣兵，而且多处在内地，时间一长，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无事以后，也渐渐开始流于形式，武备废弛。但官健作为边境上的常备职业军人，由于不断地有战事（有唐一代，边帅生事，对外取攻击策略是一大特色），因而得到锻炼，本来职业军人的军事素质就要优于半职业兵，这样一来就更加精锐。而且唐朝盛时，皇帝经常对外扩张，结果是促使边境的军队不断扩展，边兵不但强，而且人数也不断增加。而内地，包括京师则武备废弛，府兵、团结兵和扩骑都走向了没落，百无一用。更重要的是，唐朝由于皇族的少数民族血统，所以根本不在乎用少数民族将领统兵——这个在其他朝代看来需要顾忌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王朝缺乏文化依附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随着军功的增加而官越做越大，在实行诸道节度使制度之后，许多边帅担任权力很大的节度使，造成了军事上内轻外重的危险局面。某些少数民族将领，刻意招募善战的少数民族为兵，形成自己的私人部队。如安禄山就招募几千少数民族壮士，组成自己的亲卫部队“曳落河”。最后，在外表上看起来唐朝的最强盛时期，开元天宝年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蓄谋已久的胡人边帅终于发动了对朝廷的叛乱。当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将叛乱讨平时，已经元气大伤，而就此形成的边地藩镇割据也愈演愈烈、此起彼伏，最后，唐朝还是完结在军阀割据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
第七节隋唐的地方政府体制
1．从州县二级架构到道、州、县三级架构
南北朝时期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架构混乱不堪，作为第一级行政架构的州，已经不复有原来的规模，而作为二级架构的郡也已经名存实亡。北周虽然还是州、郡、县三级，但只有州和县地方官到任理事，而郡这一级只拿干薪不管事，实际上等于是两级架构。于是，隋朝统一后，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有时也称郡）、县两级制。隋朝有州190余，而唐则有州和府360个，州比秦汉时的郡还小得多，州一级的地方官权力小多了。割据反叛的可能性彻底消灭了，权力和地位也大大降低（秦汉时二千石位比九卿，入朝则卿相），地方做事的能力也降低了。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将天下州县按山川形势，分为十道。不过，在开始的时候，道只是作为一种地理区划，并没有行政意义。有时，朝廷派出巡察使臣，也不严格按道来派发。盛唐时节，鉴于州县官吏贪污腐败现象日多，于是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增为十五道，每道派监察性质的采访使一员，负责地方监察。由于常驻地方的监察官的权力，从来都有膨胀趋向，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道已经基本构成了一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唐朝边境各州，凡总辖军民两政的为都督刺史。唐睿宗时，为强化边防的需要，开始出现边地节度使的名目。开元中，朝廷在边境设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大多由边将（都督刺史）升任，总管一方（数州）的军、政、人、财以及监察全权。“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的道，均设节度使，掌握一道的全权。这样，道就成了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人称“藩镇”。唐朝的行政架构，又从二级变成了三级。
2．地方政府机构
（1）道。
道这一级，实际上并不是法定的行政架构，而是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带有军事色彩的一级地方政府。所以，这级政府按规定没有正式的政府编制，节度使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派遣来节制州县的“使节”。在藩镇盛时，各道凡有军事割据性质的，一般称节度使，其余的设观察使。这些坐镇一方的诸侯，都有中央官的名义，最高的是“同平章事”，与宰相相等，次一等的有“检校三公”、“检校尚书仆射”、“检校御史大夫”、“检校六部尚书”等等。当然，随着藩镇割据的愈演愈烈，所有中央官的头衔都变成了荣誉衔，而且愈加愈高。那些父死子继的藩镇，当政权交替时，必然要求中央政府重新将这些头衔再行颁给继承者，否则就会公开叛乱否认中央政府的宗主权。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中央政府都会将这些头衔给这些割据者，作为羁縻的一种手段，维持上下的平安。而割据者由于自身生存合法性的理由（担心其他割据者的觊觎，来自下面的骚动等等），也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认可，而这些头衔就意味着中央的承认，所以必须争取到手。
节度使一般要在所辖州中，选择一个富足坚固的州城作为驻节地。在城里修建一座牙城（古代军将都有自己的旗帜，人称“大牙”，旗下的部曲，人称牙兵。武将驻节地，建有牙城，后人化“牙”为衙），作为自己的办公地和住所。由于节度使一般都是武人，所以麾下必然有一批将领，比如兵马使、先锋使之类。其中，担任节度使亲卫的头领，为牙内指挥使，一般由节度使的子弟担任，地位最为重要。凡割据性质的节度使，都必然招募最强壮最有武艺和与自己具有地缘、亲缘关系的人担任牙兵，而牙兵不仅担负保卫节度使的使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威慑所部其他部队，使之不敢反叛。所以，各道衙门，武人往往处于优先地位，而牙兵牙将则是节度使衙门内最有权势的一个群体。然而，牙兵的这种优越地位，时间一长，使得他们逐渐趋于骄横。割据的藩镇往往不听朝廷号令，维系部众又只凭武力，上下彼此缺乏起码的道德联系，牙兵与节度使之间也是如此。节度使对牙兵必须假以辞色，厚加供给，稍有差池，则怨声四起。节度使为了保住地位，不得不尽量对牙兵姑息，最后酿成骄兵，动辄杀掉镇帅，另择他人。
泽潞镇自卢从史以来，每天要有300人为牙兵准备饭食，无酒无肉不行。徐州镇牙兵骄横，节度使田牟成天与他们混在一起，杂坐饮酒，甚至为之把板唱歌，每日耗费以万计，然而犹自喧哗，阴谋逐帅。
除了军人以外，节度使衙门的属官还有以下几种：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这是节度使的主要助手。按规定，凡节度使遭遇突然事故，他们二人有资格代掌职权，但割据性质的节度使往往自行世袭。所以，这两个职务，如果不是由继承人担任的话，往往会成为纯粹的助手。比前面两位地位低的是书记和判官。此二种职位属于文职，一般都邀请著名的文人担任，往往属于节度使的谋士，本职的文字事务倒退居其次。所以，在一个军事割据的集团里，他们的地位却很稳定，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