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还在去西柏坡的路上，当获悉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安全抵达西柏坡后，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城南庄会议一一作者注)准备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召开了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的口号。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了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是不同的。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
刘少奇在发言中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的第二天，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表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到解放区来开会，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电报指出，这个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会议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
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很快通过各种渠道传遍了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螯；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合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当此解放军部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人民时势的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在上海的民主建国会总部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后，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称五一口号，并指示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响应五一号召。
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对五一口号“热烈赞同”，并确信“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
在港妇女界知名人士何香凝等232人发表宣言，认为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民众全体妇女的要求，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
海外华侨获悉中共的五一号召后，也纷纷表示拥护。五一口号发表后，中共香港工委找到与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关系密切的庄希泉，请他赴新加坡与陈嘉庚联系。庄希泉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转达了中共要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真诚邀请。不久，陈嘉庚收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月20日的亲笔邀请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陈嘉庚立即复电：“我们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4月初，70多岁的陈嘉庚，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途经香港、天津，4日，乘火车到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在给陈嘉庚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司徒美堂写了一封语气真切、态度诚恳的邀请信。
司徒美堂是美洲侨领，身居美国。由于远隔重洋，收到毛泽东的信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宣告灭亡。83岁的司徒美堂读罢毛泽东的来信，心情异常激动，决心动身回国。然而，他身边的朋友和致公党、安良党的兄弟对此议论纷纷。司徒美堂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指出：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钱之光，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同时，中央派刘昂从西柏坡到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抵达朝鲜边界城市新义州，转火车到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的手续，然后去罗津租乘了苏轮“波尔塔瓦号”，开始了远程航行。
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钱之光一行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钱之光回忆说：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鬓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成船上的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识。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洗了澡，换上西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指出：“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接到电报后，方方与潘汉年等人立即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后，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一同协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他们感到，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联系。
经过艰辛、秘密的工作，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钱之光便向周恩来发出了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复电钱之光，同意第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8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但在乘苏联客轮“胜利号”离美归国途经黑海时，因轮船起火遇难。
9月7日，毛泽东得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后，十分悲痛和震惊。当天，毛泽东执笔起草，由毛泽东、朱德联名给李济深及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出吊唁电。同时，毛泽东在党内再次强调，要万分注意对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冯玉祥遇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担心由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途中是否安全，便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指出：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
9月下旬，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乘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钱之光到船上送行，并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
8天以后，始终放心不下的钱之光终于收到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
9月20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四人顺利到达哈尔滨。
得悉四位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表示祝贺。
10月初，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到香港，接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但是，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钱之光遂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华中号”。
一切准备妥当后，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炼成等人离开香港北上，王华生随船护送。
12月1日，“华中号”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上岸后，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
12月26日深夜，第三批民主人士加上中共党员共有30多人，从香港秘密出发。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就在其中。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北上极为关心。周恩来事前给大连方面打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专门就宴会的席位、座次做出明确指示。电报还指出：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经过与苏方交涉，租用了苏联“阿尔丹号”船，苏方允诺从香港回来的船可在大连靠岸(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
1949年1月7日轮船到达大连港。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
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大连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恩来指示办的，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期间，这些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此时，天津已经解放。这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父子，还有姚维钧、俞寰澄等。这些人士于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也有一些民主人士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入解放区。
在被邀请北上共商国是的代表人物中，最受中央关注的当属宋庆龄。
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致信留居上海的宋庆龄，表示：“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因此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收到电报后作了认真研究，非常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方案：放弃从上海直接去北平的计划，而是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这个计划安排给中共赫赫有名的“特工”华克之从香港赴上海执行。随后，华克之扮成商人模样，乘上一艘由香港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到达上海。4天之后，华克之趁着夜色来到上海腊菲德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华克之见到柳无垢，递上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译文，陈述自己的任务及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再三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
几天后，华克之如约再一次来到柳无垢家。柳无垢向华克之转达了宋庆龄的口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同时，柳无垢还向华克之转交了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的这封信是用英文写就的。在这封信中，她热情地写到：“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的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攻占上海。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将她的住处严密警卫起来。随后，陈毅在潘汉年副市长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陈毅向宋庆龄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与她热烈地握手致意，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恭敬之情，并诚恳地向她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当日，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致电宋庆龄，庆贺上海解放，并致慰问之意。
6月4日，宋庆龄致电蔡畅：“上海解放，辱承慰问，特电申谢。”
6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感到格外高兴。史良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宋庆龄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她又看着英文秘书卢季卿大声说道：“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宋庆龄是在自己寓所与上海人民一道欢庆这座东方大都会解放的。
入城的解放军秩序井然，秋毫无犯。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地派出了一个连的人在宋庆龄住宅四周，担负起了卫戍警戒任务。不久，时任四兵团司令员的陈赓亲赴宋庆龄寓所，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她的敬意和问候，并真诚地邀请她北上赴京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开北平，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到上海后，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廖梦醒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来到宋庆龄住宅，宋庆龄以为是来了个女兵，没有认出来。直到廖梦醒喊了声“ａｕｎｔｙ”，宋庆龄才认出她来。
廖梦醒说明来意。宋庆龄听后非常伤感地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下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6月29日，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邓颖超如约来到宋庆龄上海住所，走进会客厅，楼上传来宋庆龄悠扬的琴声。这是她唯一称得上“奢侈”的爱好。宋庆龄走下楼来，20世纪中国两位伟大的女性又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寒暄之后，邓颖超并没有急着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拿给宋庆龄，而是与宋叙述老朋友的别离之情。紧接着，邓颖超把她参加土改、解放区翻身农民的喜悦和踊跃支前以及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新政协筹备情况向宋概要叙述，宋庆龄听得入迷了。介绍完情况，邓颖超把书信送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这时，正好赶上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宋庆龄接受了邓颖超的邀请，带病参加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大会。在会上，邓颖超代她宣读了祝词，发表了题为《向共产党致敬》的讲话。她在讲话中说，“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
邓颖超在上海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邀请下，频频参加社会活动。7月7日，宋庆龄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以《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为题发表讲话。在讲话中，她严正警告帝国主义：“我们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因此，我们向企图阻止我们巨大的民主浪潮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严重警告，我们向虚妄地制造国际战争烟幕并且威胁人民民主力量的和平愿望的反动派提出严重警告，滚开吧！否则你们将同归于尽。——向自由的人民致敬。”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7月25日，宋庆龄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在上海市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词》，指出邹韬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期间，她还与邓颖超、许广平一同看望夏令营孩子们，并与孩子们共进晚餐，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开夏令营。
邓颖超到上海一个多月后，宋庆龄终于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决定离沪北上。
但她北上以后以什么身份参加政协会议呢？当时，虽然有3个单位推举她为代表，但是宋庆龄都婉言拒绝了。周恩来和李维汉致电华东局的陈毅、潘汉年并转宋庆龄，征求她的意见。宋庆龄却以身体不佳为由，表示不愿意参加任何团体，也不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后来，邓颖超提议，宋庆龄以特别邀请代表身份参加政协会议。最后中央同意了邓颖超的提议。宋庆龄成了75位特邀代表之一。
邓颖超随即和宋庆龄商量北上的时间，以便通知北平。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乘火车北上，要经过南京，问她要不要在南京停留，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想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北去的列车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相对而坐，围绕着一路上看到的人群景物，异常兴奋地交谈着。宋庆龄在后来回到上海后所作的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广播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她此行路上的感受：路上的景色启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资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不论在穷乡僻壤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
8月28日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一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了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不远，但在毛泽东的催促下，还是提前出发了。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站台上。
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法学家沈钧儒，作家、学者郭沫若，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也先后来到了站台上。大家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边顺着铁路向南望去。
4时15分，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车站。列车尚未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车门玻璃后面。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站台上的人们招手致意。
毛泽东等人迎上前去。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亲自欢迎孙夫人下车。
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只见她身着黑色拷绸旗袍，系一条白色纱巾，步履轻盈，风采依然，看不出一丝疲倦。欢迎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兴奋地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她与何香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一旁的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无比喜悦之中。
来自洛杉矶保育院即中央儿童保育院的一群幼童围了上来，把手里的鲜花献给宋妈妈。
宋庆龄弯腰接过了膝下一位小男孩的献花，并在这孩子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她直起身来，环顾前来欢迎的众人，望着毛泽东说道：“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确，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大大超出了她的意料。
第五章香山“劳动大学”
《1949开国大典实录》《1949开国大典实录》挺不错的一本书，没有许多轻小说的老剧情，反而是一种新奇的书写风格，更加真切描述出主角的牛逼。悬念也多可谓是吊足胃口，我坐等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