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效达在联大继续他的中国文学专业，方碧薇则考取了中央大学。这一来，原定回国完婚的计划推迟了4年。而在这4年中，中国大地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是带着无限欣喜欢迎这个新时代的，为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都在共产党员学生的领导下，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和那些党员学生们一起跳跃欢呼。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正迎面向他们走来的新时代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天真地认为，祖国从此以后将永远摆脱灾难的深渊，他们可以好好干一番无愧于后人的事业了。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他们带着这种美好的梦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
应该说1949年的5月还是美好的，这份美好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春天。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军政大学文化速成班的老师和课外辅导员，那些用枪杆子打出了这个新时代的将军们却是他们的学生。按年龄，这些学生们几乎个个能做他们的父亲，然而，这些父辈学生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今天回忆起来，司徒效达还认为，这些父辈学生是他一生中教过的最好的学生。那时候，政府和社会都是尊重知识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于摘掉文盲帽子的将军们人前背后都称他和方碧薇老师，连小鬼都不能喊。记得有个山东籍的副师长和方碧薇开玩笑，在课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评，还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糟透了。1956年春天，整编和授衔开始，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双双从部队转业下来，脱下军装，从南京来到本市东方中学教书。到东方中学没多久，便赶上大鸣大放，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奉命鸣放，就学校的教学问题提了些中肯意见——具体是些什么意见，现在已记不清了，可那份真诚和中肯却是记得清的，他们尽管已脱下了军装，骨子里还把自己看作军队中的文化人，在东方中学的同事中谈起军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