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一定要我下去搞“四清”，我只得下去。到了那里，还是他的一句话，就把我下放到这个县里来当县委副书记。我下来了，把妻子从北京搬回成都住院，隔几个月我回去看看，我以为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得知后，也不满意，叫人带指示给我，加以纠正。后来我横下心来，什么也不管了，到基层搞科学种田，给社员办点好事吧。正办得有点眉目，现在却又叫我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要我回去的时候，把组织关系也带回去，好像要把我调回去的样子，这是什么道理？我想了很久，没有想通。
快天亮了，我忽然想起，下放以来，我发现一些在我身上发生的令我不解的事情。比如我偶然发现我收到的信里的信纸是倒插进去的。这样的事，在解放前，是常事。那时偷偷检查信件的人总是从长型信封的下一头小心拆开，检查完信后，仍从这一头把信纸装进去，加以封好，寄发给收信人。当时我只要一看到这样的装法，就知道这封信是被检查过了的，仔细看看信封封口，果然发现拆过又封好的痕迹。我现在在乡下收信时，偶然发现同样的事。起初我不相信，这恐怕不过是我的多疑。但是后来发现在我身上发生不只一桩的怪事，传闻有人密告我有什么重大嫌疑。我终于想通了。大概是那些把阶级斗争的眼睛擦得雪亮的人们，在我的身上发现了什么，要趁这次搞“四清”运动的机会，把我也好好清一下吧。
这没有什么，解放后十几年，我已经经历过不少的“运动”，接受过不只一次的审查，身正不怕影子歪，再清查一回算不得什么。但是一想到，看样子我又要当“运动员”了，我想在乡下搞科学种田的愿望，大概没有可能实现了，感到十分抱憾。
我早上起来，马上把行李收拾干净，并且去拿我的党员关系。办事的干部们很奇怪，问我：“你为什么把行李全收拾了，并且把党员的正式关系也拿走，难道你不想回来了吗？”
我说：“不是我不想回来，是我回不来了。”
大家莫名其妙，我不想再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坐上车，当天晚上回到了成都。
《沧桑十年（书号：1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