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捍卫心中原则的这种傲骨，渐渐蜕化成了对皇权和专制体系的媚态和奴性，堕落为对内心信条原则的忽视和漠视——专制下，人格完整和精神自由都没有了，对内心信条和准则自然也就淡漠忽视了。豫让以死来捍卫和兑现其心中信条的侠烈高贵之气，遂成为历史绝唱。
然而，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不妨仍然留念和敬佩着豫让的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刺客精神对人们的震撼，它不是不畏强暴，而是内心坚守自己的“志意”，不惜为之献出生命，这是刺客最震撼我们的地方。
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在历代褒扬豫让的文章中，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反对者，就是那个被燕王朱棣割了下巴、灭了十族、凌迟处死的硬老头——“方孝儒”老先生。方老师不喜欢豫让之极，他在《豫让论》中，对豫让进行了恶狠狠的批评：
“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智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大致意思是，豫让沽名钓誉，不能规谏主子于危难萌发之前，徒是争死于其后，附于刺客之流，不足以当国士。
其实，你焉知豫让事先不曾规劝过智伯呢？
这个脾气之刚烈的方孝儒老头，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呢？他也没对建文皇帝帮出什么好忙，当反叛大军杀过来的时候，他不过是躲在深宫里和皇帝彻夜谈论先代礼仪。等到皇帝败亡，他也只是逞能，骂街，朱棣不想杀他，他就使劲骂，最后把自己和十族人全部搞死，跟豫让也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不如豫让能砺志复仇。
自从宋代理学盛行以后，儒者往往高悬道德标准以苛求别人。以过高标准来苛求，任何人都可以被指责，结果形成了“三代以下无完人”的局面。这样“悬旨过高”，导致大家即便踮起脚尖，蹦起来，也够不着这个标准，实现不了。靶子立得太高，谁的箭也射不上去了，索性不射。目标不是achievable的，就没了激励性了，大家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