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扯文明之前，先来点靠谱的史料比较好，这里想先谈谈几个少数民族朋友的看法。因为不止一次地从不同的少数民族朋友口中听到关于涮肉起源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涮肉起源于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征伐时候，是由少数民族的军队食物发展而来的。起先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后来去多家涮肉馆子吃饭，也数次见到馆子中挂着很大的招牌，写着涮肉的历史与起源，似乎还有史书的出处，只是可惜当时忘记拍下来了。
其实易得的资料当中，说“火锅”的，以及“火锅”的起源的，还真不少，但是单独提及涮肉起源的，并不多见。但是就是这并不多见的几个史料，基本都印证了以上朋友的说法：一是记载满族早期历史的旧《奉天通志》中的记载：“野意火锅以锡为之，分上下层，高不及尺，中以红铜为火筒著炭，汤沸时，煮一切肉脯、鸡、鱼，其味无不鲜美。冬令居家宴客常餐，多喜用之。”“富家则备参、筋，佐以猪、羊、牛、鱼鸡、鸭、山雉、虾、蟹子肉或食饺或食火锅，供客亦成席，其丰啬又视贫富侈俭而不同。”并非是单涮羊肉。二是一幅出土于内蒙昭乌达蒙敖汉旗出土的壁画墓，据考就是辽初期墓葬。壁画中有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席地而坐，有的正用筷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有一张方桌，桌上有盛配料的两个盘子，两个酒杯，还有大酒饼和盛着满满羊肉的铁桶。
而在瑞士著名历史学家的《多桑蒙古史》当中，记载元朝上层人士的饮食，动辄用词是：“肉××斤”的用法，而关于每月消耗的蔬菜，则鲜有记录。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满族也好、契丹人也罢，蒙古人也好，若以文明划分，都应当是属于狩猎农耕的文明范畴，在记载这些文明（一般还是上层社会）的史书当中，很少出现蔬菜的食用记录与方法，甚至也很少也有关于米、粟等主食的食用方法。
而反观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汉族，在《说文解字》当中就已经开明宗义地言明：“食者，一米也。”
我的这一些小小的考证，其实并没有能够确切地知道涮肉的发明人和起源，而是呈现了比较多的关于饮食结构的例子。有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规律：狩猎与游牧文明，以肉食为主，农耕文明，则以粮食为主食。
而这两种文明与这两种不同的饮食结构和饮食方式，最终都汇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洪流，一同在我们的饮食文化画卷中书写着不同的笔画，也一起丰富了我们的中华饮食文化。要不然，现在的涮肉火锅里，怎么会下面条煮蔬菜呢？
